晚明情文化泛滥不可全归因于现实中的淫风
近日翻看十年前的《读书》杂志,读到康正果先生《浮世的炎凉风光》(1995年第11期)一文。文中,作者提到晚明情文化泛滥的原因时说:很多学者往往喜欢把淫书的盛行归罪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他认为这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淫风与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联系,并认为出版牟利的动机是不可忽视的。
康先生的讨论主要围绕《金瓶梅》展开,而我由此却想到了民国时期的性文化兴起问题。民国时期,有关性问题的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了一种“性话语”。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社会科学(总类部分)”的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性图书约有400余种(按照《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分类有性卫生、性教育、性学、性社会学等)之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与性问题有关的文章则不可胜数。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言言斋性学札记》一书。此书收录的是周越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上海《晶报》撰写的性文化小品,此次经其孙周炳辉整理出版,使人们有幸一睹民国性话语之一斑。民国时期的涉性作品与晚明的淫书不同,其作者多以介绍性科学、性文化、倡导性教育为出发点,但是这类作品出现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在性话语兴起的背后,当然有思想解放的原因。
如张竞生在《十年情场》中就曾经说过:“确是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后,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所以我想提倡性交自由”,“我以为性交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就可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时婚姻制打垮了。”(《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情乱夜中环1925年,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晨报副镌》撰文指出:“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但是,性话语背后的商业动机也是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伦敦大学的Frank Dikǒtter(中文名字为冯客)教授在其著作《性、文化与现代化:民国时期的医学与控制》(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urst &Company ,London,1995.)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对大众消费者来说,性的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题目。”所以,当时许多期刊在名称上也大做文章,引人注目。潘光旦在《〈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时事新报学灯》192755日)一文中曾经指出,“民国十五年与十六年之间,假名‘性教育’或‘性知识’之刊物,充斥社会,其影响及于思想及风纪者实非浅显。”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中,潘光旦又指出,“近来以介绍性智识自命的定期刊物,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增加了好几
种,如《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多的不及半年,少的是最近一二月或一二星期内才出现的。”(《学灯》1927624日)潘光旦毫不留情地指出:“发表关于性的文字决不外两个动机,或目的。一是真欲提倡性教育,解决性问题。二是借此沽名谋利。”在他看来,张竞生及其《新文化》无疑是这第二种动机的代表。
20071月,江晓原先生十年前的旧作《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由东方出版社再版了,新版的书名前面加了两个吸引眼球的字――云雨,其实原书名本来很好,增加“云雨”二字不但累赘而且让人联想起商业运作。
有一次我到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访友,正碰上一家著名媒体前去采访。后来提及性教育与媒体的关系时,那位朋友颇觉得无奈,说不少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所以才对性教育格外热心,大有“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感慨。我想,当下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的性学研究者与媒体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吧。一些媒体所关心的,或许仅仅是性话语背后的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