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人：大家好！
父亲8岁时，就和长他2岁的伯伯跟着爷爷以挑煤炭和石灰为生，每天能赚取3升米（每升米约1.75斤），这样，就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爷爷在路途休息时曾对爸爸和伯伯说：“宝宝儿，这样我们吃饭就有着落了。”父亲则回答说：“力大担不发，命好会掌家。”可见父亲的眼光从小就与众不同。父亲13岁时爷爷病故，奶奶因无力养育未成年的四个儿女，改嫁他乡，4岁的姑姑为了生计只好去了30里外的桥江镇八门村做了童养媳，6岁的叔叔只好捡狗粪为生，水深火热的时间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好不容易又过了2年，伯伯已经17岁了，他被抓去当了壮丁，无奈，父亲又只好带着年幼的叔叔继续挑煤炭和石灰为生。2年后，因伯伯承受不了国民党部队的非人生活，偷偷逃回了家，没几天，父亲就被抓去当壮丁去了湖北，由于父亲身材瘦小体力差，无法适应国民党部队的野蛮生活，一年后开了小差，但没有成功，被重新抓了回去，开始部队决定毙父亲，后父亲哭诉辩解道：“我年幼，是在行军途中掉队迷失了方向，请长官开
恩。”长官觉得父亲说的有理，就免于执行决。一年后父亲又开了小差，来到了一个老奶奶的家里，那老奶奶心地善良，主动收留了体弱多病的父亲，并及时给父亲换了一套便装，因而就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地搜捕，这样父亲就做起了那老奶奶的干儿子，帮她干活，如摘棉花和饲养家禽等。尽管家里一无所有，父亲还是日夜思念家乡，半年后，父亲跪别了老奶奶，独自爬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从湖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1940年，父亲与母亲喜结连理。母亲能嫁给一无所有的父亲，说明外婆家的家境也是极为贫困的，因为自古婚姻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后母亲告诉我，在她来我村之前，别人家的新媳妇都是花桥抬进来的，而唯独我母亲是自己跟随父亲走路来的。父母结婚唯一的财产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两间共12平方米的四面透风的木板房（后来这老房子分给了三哥，三哥拆下来时没有一根木头能再使用，全部当做了烧饭的柴火），在这样的条件下，勤劳朴实的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尽管一字不识，但有精明的经营头脑，更有超常的记忆力，后来父亲做起了打屠的行当，穿越崇山峻岭步行到30多华里外的安化县烟溪镇去买猪杀，然后挑到离家12华里的低庄镇贩卖。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在烟溪镇认识了一位心地善良、勤劳诚实的刘姓朋友，这样父
亲就能在他的这位朋友家吃住（每年春节，两家人都会相互拜年走动，亲如兄弟，他家与我家的关系维持了三代）。做生意需要算账，父亲只有晚上回家请人记账算账，但每次回家算账，父亲对每一笔交易都能准确无误地背诵下来，最后核对时分文不差。
父亲做生意经营有方，家底开始不断厚实起来，到1949年解放时，家里不仅有了几亩良田和几亩旱土，而且还有一座小油茶山，尽管田土有那么多，但毕竟在解放前我有三个哥哥出生了，人均土地面积还是不多的，所以土改时，我家的成份还是被评定为贫农。
解放后，我家的人口更多了，1950年大出生，1952年二出生，1956年四哥出生，1962年三出生，1965年我出生，1967年六弟出生，加上当时的社会经济太差，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更差了，特别是大哥13岁就考进了溆浦二中，16岁进了溆浦一中，由于二中和一中都在离家45华里的溆浦县城，因而需要寄宿，这样学习费用就更大了，大哥经常出现因没有钱购买餐票而停餐，我记得母亲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父亲请人抬一头猪到县城，途中父亲因体力不支，摔了一跤，满身都是血，后来只好请姑父帮忙抬，可是到了县城里把猪卖掉，来到学校仅仅只能给大哥补交学费，生活费还是没有着落，父亲只有带着歉意和焦虑返回家，母亲为了送大哥上学，把家里床上盖的被子全部卖光，二哥和三哥夜晚只好盖蓑衣和簸箕。
1965年，大哥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毕业，按理说我家条件应该好转，但大哥的大学毕业没有给我家的经济带来多大变化，因为那时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非常讲究阶级成份，大嫂家庭出身不好，大哥从上海舟山岛雷达指挥站回来了，又重新当起了农民，据说他还到710矿当过一名临时工，大嫂也只能回家当农民，后来因为国家重视政治宣传，县广播站缺乏懂电子技术的人才，把大哥招去当了一名修广播的临时工，月工资39元。大嫂后来也成为村里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月工资5元。
尽管大哥大学毕业没有给家里经济上带来多大的改善，但父亲依然没有改变他送儿子读书的理念。他说：“前面打烂船，后面还要篙子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此，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有上顿没有下顿，他和母亲依然送子女读书，他深深地知道，没有读书就是开眼瞎，子女不读书就等于养个猪。由于父亲和母亲在这一点上的看法高度一致，因而我家的九兄妹个个都走进了学校。
父亲不仅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也高度重视家教家风的传承。父亲要求所有子女做到：好儿不进，好女不进戏场。坚决反对好吃懒做。他说：“钱米有八个字，冤枉钱不能要，钱米在黄柏树下，辛苦钱才万万年。”父亲教育子女也讲究方法，比如：我小时肚子饿了就哭鼻子，
父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对我说：“五儿，你要薯吃，好，咱们一起去山里，我先给你挖一个坑，然后我就给你来一‘拳’。”我听后吓得不敢再哭泣。因为家乡的方言红薯的“薯”跟拳头的“拳”，都发音为“除”。
父亲一生向善，他说：“人吃良心树吃根，你要把良心放中间。”他还进一步告诫我们：“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日子未到！”和“前人不做亏心事，子孙发达永无忧！”
父亲生活所处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父亲还当了生产队的副队长，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冬季队上田里的甘蔗熟了，尽管它离我们家仅一墙之隔，但我们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父亲晚年体力差，队里安排他放牛，他爱牛如命。如在他生命的前一天晚上六点，他用手捂着肚子弓着腰回到家里对我母亲说: “安排一个人去给牛喂水，安排一个人去给我请医生。”说完他就走进房间上床了。
1976年重阳节晚上8点21分，父亲走完了他的风雨艰辛充满荆棘的人生之路。父亲临终时握住四哥的手，噙着泪水，用微弱低沉的声音说道：“四儿，你耐烦点，吃五年亏，弟弟就大了的……”（1981年9月8日，我接到了湖南省建材工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1976年农历9月12日，大哥二哥为父亲举办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追悼会。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大哥的连续三声：“爸爸！爸爸！爸爸！”叫得真是天崩地裂！叫得我们撕断肝肠！大队干部舒余梅亲自到场讲话，高度赞扬了父亲勤劳朴实和奉公无私的一生。生产队长舒铁文还特批从队里的鱼塘里捞了几条大鱼，让送葬抬柩的好汉们品尝了久违的鲜鱼美味。
人间正道是沧桑！如今，他老人家的后代中有博士1人，硕士4人，本科10人。他老人家的后代不仅爱学习，且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勤奋工作。很多人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尤为值得骄傲的是牢房里没有一个人！
我们纪念父亲100年诞辰，就是要缅怀父亲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的一生！遵纪守法无私奉献的一生！重视教育造福子孙的一生！永远铭记父亲在世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更加发奋学习！更加忘我工作!特别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稍不留神，我们就会与时代的列车擦肩而过，被时代所淘汰！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我们必须学法守法，学会法制思维，处处依法办事。这样，我们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愧对九泉之下的父亲！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如今已是四世同堂，人员众多，分布地域广泛，北上广深都有他老人家的
后代在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加之大哥二哥已年逾七旬，我们很难集会。再说集会也要费钱费时费力，也是他老人家所不赞同的。为此，我只有写下这段文字，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我相信他人家一定会理解我们的，定将含笑九泉！
祝亲人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财源广进！事业有成！
谢谢大家！
100周年讲话 舒志平
2017年农历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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