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宣部部长 刘云山
(2012年6月1日)
同志们,朋友们: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们党思想理论宣传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100年前的今天,胡乔木同志出生于江苏盐城。自青少年时期起,他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193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和学生运动,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乔木同志来到延安,参与领导青年工作。1941年起,担任同志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参加起草中央的重要文件。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同志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随行人员,同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解放战争初期,他跟随同志转战陕北、历经艰险,撰写了许多社论、时评。党中央迁到西柏坡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同志历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事业付出大量心血。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事重要文件起草,对于宣传党的正确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以及制止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一定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仍保持共产党人的信仰,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1975年5月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后,积极投入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作出了艰苦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全力支持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为确立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1987年11月,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后,他虽退居二线,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和国家工作,关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拥护中央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部署,始终心系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热爱祖国和人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给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
胡乔木同志为党和国家许多重大决策的确立竭尽了智慧才华。胡乔木同志是党内外闻名的“一支笔”,在党的重要岗位上,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参加了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的起草,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党的事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问题,为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重要贡献,为正确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付出了艰辛努力,为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的历史地位贡献了才智。他参加了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的制定,在起草党的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等重要会议文件中,显示出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宽广眼光。他积极投身新中国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为推进国家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参与重要文献起草过程中,胡乔木同志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他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才,多次获得、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
胡乔木同志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他曾长期负责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几乎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他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提出要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认真学习贯彻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他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根本特征,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建设。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报纸要坚持党性,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加强思想性和政策性,加强与众的联系,依靠众办报。他积极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要高举社
会主义文学的旗帜,鼓励文艺家们认清历史责任,繁荣文化艺术的创作。他倡导“文章要明白像语言,语言要流畅像文章”,并为《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社论评论、新闻稿件和理论文章,有不少堪称典范。他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讲话、谈话、批示,蕴藏着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胡乔木同志为党的文献编纂和党史研究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参加和主持党的文献编纂,参加了《选集》第1至4卷第一版的编辑工作,领导了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撰写了许多具有重要思想内容的题解和注释。他协助同志审定《文选》,悉心指导该书的编辑出版和学习宣传。他参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主持编辑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新时期党的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著作,为推进党的文献编纂和档案管理工作贡献了智慧。他把中共党史研究和宣传作为毕生的事业,早在1951年就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重要的党史简明读本,影响教育了几代人。四十年后,他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推动党史的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晚年身患重病,仍以顽强的毅力撰写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力作。他强调党史研究要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这些真
知灼见,有力促进了党史等历史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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