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郭沫若是中国文学界不可忽略的两位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巨大,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有各自的不同,但同时又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闻一多原名家骅,湖北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她的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1920~1927年间,大部分收入诗集《红烛》和《死水》。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后,便基本搁下了诗笔。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她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是用的笔名,后以此为号。四川乐山人,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广泛涉猎。
郭沫若诗闻一多处于抗战时期,曾在清华大学读了9年的书,后又去了美国留学,所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国,在留学期间,怀着对祖国的浓烈思念,写下了《太阳吟》、《秋菊》、《孤雁》等,更是写出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留美的他在饱受思念之苦的同时,也慢慢生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悲愤,这是他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也去了日本留学数十年,在留学初期,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并接触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感受到了清新恬淡的风味。后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
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浪漫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主义影响。这些对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闻一多的诗歌有对爱情和青春的咏唱,对大自然的赞美,袒露他早期做一个“艺术的忠臣”的心曲。后期的闻一多却是从诗境步入尘境最后被反动势力的暗杀谱就了一首壮烈的歌。他的《红烛》《死水》很能体现他的诗风,红烛时期他推崇丁尼生,追求唯美的彩颇浓,重幻想与联想,显示出济慈的影响。而他的死水,以宁静的调子处理激动的情感,虽然首首诗中都有动荡的激情和浪漫的感伤,体现的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对于20年代新诗情感泛滥之弊,尽了药石的作用。他诗的理论核心内容是讲究“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红烛多为自由体,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彩,也有唯美主义的印痕;死水则诗风明显变化,转向格律体,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而现实主义精神也有增强。郭沫若就文艺思想而言,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主要特征是足尊崇自我,偏重主观,认为艺术史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发的表现,强调创作的天才、灵感和激情等等。他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它的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和诗人创作的高度融合统一,它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了诗人呼唤新世界诞生的民主理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自我的崇尚和对自然的礼赞,
显示了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激越的音调、华赡丰美的语言和浓烈瑰丽的彩,赋予它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女神中随处可见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融着诗人的主观意志与美学理想,以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彩渗透在奇特优美的诗意诗境中,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态出现,在形式方面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资助的艺术主张,这是与他的让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主张相一致的。
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风形成,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曾外出留学,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学,接受了很多外国思想,又亲历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压迫与残害。可以说,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诗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各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多影响因素,如时代背景,所处阶级,接触到的文学,接受到的思想,各自的经历等等。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也受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和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不同,造成了同是浪漫主义诗风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和一些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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