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悲剧故事。
五十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建造三门峡水库。
当时政府圆熟地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但留下了漫长的灾难。（如果水库以最低水位来设计，那么相当大面积的土地将划在库区之外，大部份农民不必迁移；如果水库按照最高水位蓄水，则全部土地都会被淹没，也不会发生事后移民返回争夺未淹没土地的风潮。）
政府巨大的宣传工程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种无尚的荣誉感。人们被告知：他们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臣。政府并信誓旦旦地向移民们作出保证： 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
1956年秋，节日般的大迁徙开始了。很快，政府的谎言被大漠风沙所撕破。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民安置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沙漠边缘，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一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蔽日。晚上闭门睡觉，第二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当时，一位元负责移民事务的干部不小心掉进一个沙坑，没有挣扎出来，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全村人出动也未能到他的遗体。
谎言破灭了，大逃亡开始。
向南方 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首府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大部份被遣返安置区。北路的逃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
古沙漠，辗转于秦晋高原，终于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
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走进自己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他们讲述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大会。听的人和讲的人哭成一片，泪水淹没了村庄。第二天黎明，村里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人。恐怖与悲伤迅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无欢声笑语。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如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恶劣的气候使移民大批患上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半，带来的耕牛也死得所剩无几。大迁徙后的第二年，又遇上了那场人造的“三年大饥荒”，每月人均口粮仅有7市斤。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了，幸存者们一贫如洗。安置地
人口剧增，移民数量甚至超过原住民一倍以上，生存空间的争夺与环境的恶化激化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原住民占据了河流的上游，每当灌溉季节，便截断下游的水源。抢水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移民
与原住民成为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在沙漠与饥荒夹击之下，思乡之情终于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惨烈悲壮的大逃亡。
1960年，是那场大饥荒最可怕的一年。当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谷糠、老鼠……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留在安置地只能是死路一条。逃亡很快由分散行动汇集为洪流，宁夏首府银川周围的交通线被挤得水泄不通。
政府当局紧急封锁了所有的车站渡口。只要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渡河。在黄河封冻之后，大批移民偷越冰河。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踩塌了冰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剩下的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跃过浮冰，继续回归之途。
1961年6月，在宁夏仁黄河渡口，上万名被堵截的移民与封锁渡口的官员僵持了三天三夜。……
但返回家园的决心是暴力所无法阻挡的。不久之后，1961年7月的一天清晨，当各村留守监视的移民干部们醒来时，发现所有土屋都空无一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从高原上神秘地消失了。这一次，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蒙古沙漠，再折向南方，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河谷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最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这条跨越三省，顺着河套外沿绕行数千里的路线，就是首批逃亡移民九死一生的“北路”。除了餐风宿露，忍饥受渴，还要对付官方的围追堵截。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
漫长的路途中，有些人失踪了，有些人被遣返了，有些人半途留下了，回到家乡的逃亡者不及出发时的一半。
这是自两千年前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为悲壮的一次远征。
在政府当局严密的封锁下，大部份移民仍然难圆返乡之梦。
三位*的乡村支部书记背上乾粮，代表着一千多个移民村庄在北京和西安进行了艰苦的告状请愿。在30万移民的强大压力下，陕西、宁夏两省政府终于同意移民全部返回陕西。
●“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着，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当一个绿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热泪盈眶。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怀抱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把三门峡水库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高调宣扬的同时，黄河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报
复：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
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四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在短短三年之内，渭河河床升高半米，西安受到洪水威胁。在坝体做了重大改建和运行方式做了大幅调整之后，水库虽然免于淤废，但蓄水被限制在300米上下。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当数十万移民终于回到自己祖居的故土时，不禁悲喜交加。喜出望外的是，家园并没有被水淹没；悲愤难平的是，故土已被侵占，自己竟成了身无立锥之地的外人。
一场夺回土地的*就此展开。政府当局别无良策，只好习惯性地实行*。1964年，夺地运动的首领王志义等4人被警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在*的同时，陕西省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甚至极端到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于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聚众闹事”的可能被消解。暴力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政治谋略，确实维持了十五年。虽然在新的安置地里移民们仍然是最贫苦无助者，但返乡之梦似乎已然破碎。
1979年，黄河大移民二十三年之后，土地承包制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的松动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望，前赴后继持续七年的返库大起义终于爆发。
1979年秋，后来被称作“返库司令”的移民领袖王福义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蒲城县移民代表会议。王福义首先讲明与当局对抗必将承担的风险，请不愿闹事者退出。
●“会场静悄悄的，只见得到一闪一闪的菸袋火光，只听得到抽菸的滋滋声和鼻息。
60多个移民代表，没有一个退出的。二十多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面临的是鱼死网破的选择：蒲城县的移民全被安置在三个最穷的绝地--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原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承包制推行以来，当地居民首先分得较好的土地，而分给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又都是最贫瘠的土地。闹返库虽然凶险难
测，但留在当地他们只能世代贫困。他们早已置于死地而后生了，选择风险总比坐以待毙强。”
在向省政府申述失败之后，移民们经过一年多串联和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返库运动勃然兴起。1981年春播季节，蒲城等5县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赶着牛车下了山。在王福义“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引导下，直奔家乡朝邑滩和沙苑滩。他们闪电般地抢种了4千多亩农田，并抢占了农场的仓库和办公室，安营扎寨，准备长期相持。
他们相信那个古老的习俗：谁种谁收。农场紧急动员，组织起80多人的敢死队，开着巨型推土机，将移民部落夷为平地。流血冲突惊动了当地政府，立即开动专政机器，短期拘捕了30余名民众领袖，将移民强行遣返。吃了亏的移民组织了数百人的复仇军，杀将回来，誓言血洗农场，捉拿凶手。官方闻讯大惊，即刻派员调解。最后以沙苑农场赔偿移民5万元损失，而结束了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流血风潮。
次年，1982年清明时节，原黄河华荫滩移民在“返库祭祖”的旗号下卷土重来。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策略运用--有什么理由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呢？清明节那天，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高举着“返库祭祖”的旗帜标语，堂而皇之地从渭南市穿城而过。华荫滩移民的“返库司令”刘怀荣身着素服，站在开路的拖拉机上指挥若定，数十辆手扶拖拉机和上万移民紧随他前进。
●“队伍开进华荫滩，数千移民举行了公祭仪式。刘司令站在临时搭起的简易主席台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悼亡词。当时在场的政府官员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都不得不佩服刘怀荣演说的煽动力。当演说结束的时候，满面流泪的刘司令大声向面前的数千移民发问：“挖我祖坟，占我土地，移民兄弟们，你们答应吗？”
“不。”众移民饱含热泪，一呼千应。如林的手臂竖了起来，众口一声的誓言响彻华阴滩：
“甯做库区鬼，不为安区人。”
这次返库祭祖，移民们携带了炊具、口粮、种籽和农具，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
紧接着，另外三个“司令”也率领着各自的人马开进华荫滩。
王福义，最早起事的农民领袖，这次带领着原沙苑滩的移民卷土重来。
苗福，因领导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属于不合作派领袖。苗司令不相信*任何承诺，甚至拒绝接见政府谈判代表。
陈文山，移民前是人民公社干部，积极回应政府号召，结果把乡亲们带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代表*向移民们所作的保证，二十余年来长久地折磨着他的良心。正是这种负罪感使他揭杆而起，成为雄据一方的农民领袖。
这四大返库司令带领着渭北五县各路大军会师于华荫滩上的军队农场，划分了势力范围，连营十里，抢种抢收，驻扎下来。
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先礼后兵的*方案。
四大司令也针锋相对地在蒲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对策。虽然在是否可与当局合作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但数十位“各路诸侯”成立了协调性的“移民返库总指挥部”，使运动上升到联合抗争的新阶段。当局最后采取了高压政策，拘捕了“不合作派”领袖刘怀荣和苗福，强行将刘、苗两部移民遣返回安置地。“合作派”孤掌难鸣，王、陈只好率部主动撤出库区。
第二波返库大潮退去。
但是，夺回土地家园的信念是至死不渝的。两年之后，1984年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起义。四大领袖各自重新组建了自己移民大军，其建构一般包括由总部、常委班子和基层指挥部构成的指挥系统，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他们召开了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
秋天，在预订的日子里，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仅剩下老幼看家，青壮男女全部开赴库区。
●“这一次，返库的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他们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当局的办法仍然是*。他们动员了全渭南地区九县的人力物力，决心采用人海战术，以至少2:1的优势，两个干部对付一个移民，也要把人押解回安置区去。当“政府军”在大荔县城集结时“上万人和上千辆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店铺的烧饼蒸馍被抢购一空。”但是，在组织严密、有备而来的“起义军”面前，一切软硬战术都无法奏效。
双方从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终于通了天：中央大员胡启立和田纪云主持召开会议，决
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使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这实际上是对黄河移民坚强意志的无可奈何的承认。
但陕西省政府决定，解决问题要在“保持政府尊严的前提下”。何谓“保持政府尊严”？就是各路移民大军必须全部无条件返回安置地，让政府赢回面子。当局故伎重演，先动员压服温和派陈、王二司令撤离，再对孤立无援的强硬派刘、苗二部发动突然袭击。政府方面先以优势兵力对移民聚居区完成
合围，然后采用战时徵用手段，在各公路口设卡，强行徵用路过的空车，并沿途设岗，确保交通畅通无阻。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各路清剿大军同时冲进去，连打带骂，将移民强行架上车。
因陈、王二部撤退而军心动摇的移民们，不久就绝望地放弃了反抗。只有一人高喊著“政府哄人，别相信”投河身亡。
政府的尊严终于得以维护，人民的尊严再次被践踏。
第三波返库大潮又退落了。但其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三次返库大潮所表达的不屈意志最终得到实现。
1986年7月，第一批移民回到失落了三十年之久的故乡。出于所有人预料的是：大部份移民放弃了来之不易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是极端贫困户。政府“自拆自迁自建”的方针实际上阻
断了他们的回归之路。他们太累了，不想折腾了，在讨回了公道之后，他们无力再一次承受重建家园之艰辛。
●“至1989年底，大约有10万移民回到了库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敲锣打鼓离开家乡的，相形之下，重归故土的情景却凄凉得令人心酸。公路上蠕动着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着架子车，肩挑手提着破烂的家当，人们默默地走着，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不但耗费了他们的家产，同时也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
然而，当他们回到黄河滩上时，却发现往昔肥得流油的沃野已变成一片荒滩。
●“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3米，原来的平原地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硷化水涝化已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盐硷地和涝洼地已达12万亩，占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40%以上。原来黄渭洛三角洲的富庶已经成为年代久远的童话，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成为十分严酷的现实。”
四大农民领袖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苗福回到朝邑滩后，第一件事就是火速招集起原“总部卫队”旧部，拼死拦截农场赶运木材的汽车。国营农场的撤退简直就是一场浩劫：原来人们引以自豪的绿洲，在几天之内被砍成一片树桩。无论是政府
的严令还是移民的拦截，都无法阻挡农场职工在最后一刻的大破坏。黄河滩上的每一个人都深知树木的重要，没有树木就保不住水土，保不住富庶。倔强的苗老头不禁老泪纵横，大放悲声。正如他早就预料到的那样，他叱吒风云所夺回的土地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富庶。不久之后， 一代英豪苗福默默地死于贫困之中。
王福义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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