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先有“二月二”，后有“龙抬头”——二月二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意义
[摘要]二月二起源于唐代，与中和节的创设有密切是关系。元明以后的二月二则是在继承前代节俗的基础之上，根据二月的节气、物候、月令宜忌不断丰富发展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吸纳了既有节日——惊蛰和春社的传统行事，从而成为一个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春天的节日。其文化意义有：(1)“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对农业丰收的企盼；(2)“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对人身康宁的热望；(3)“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对生活富裕的追求；(4)“二月二，接宝贝儿”：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二月二，不干活，坐下来，吃大馍”：(5)休闲时间；落了天灯好上工：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关键词]二月二；龙抬头；起源；流变；文化意义
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二月二”因为节期在农历二月二日而得名。关于二月二的起源和流变，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吉成名的《龙抬头节研究》，通过对文献的征引和分析，得出“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是从惊蛰节和春社日发展而来的”，“惊蛰节和春社日是龙抬头节的前身”的结论。该文对龙抬头节的研究相当深入，笔者也十分认同他关于“至少在(唐)德宗时期还没有流行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的说法。[1]此外，吕红艳的《二月二节俗流变
考析》、雪峰的《生的盛宴——二月二东北节俗文化心理探源兼论龙的实质》也探讨了二月二的起源问题。前者认为：“'二月二’节日由来已久，是从先民们对土地的崇拜中形成、发展而来的，社日节俗起源于上古时代，至唐代有了确定的日期及相关的习俗记载，而'二月二’龙抬头节最早形成于北方地区，形成时间为元代。”后者将二月二视为“一个与龙有关的节日”，“源于远古龙崇拜观念”。[2]但从现有资料来看，看不出二月二的起源与土地崇拜或者与龙有关。二月二成为一个与龙、土地崇拜有关的节日，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一、二月二节日的源起
在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二月二是个较为晚出的节日，其之为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与中和节的创设密切相关。
目前所见有关二月二日最早的记载出自李林甫等撰成于739年的《唐六典》，书中提到当时有中尚署令每年二月二日向皇上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的做法。[3]而这些尺子会被皇帝赏赐给大臣。开元贤相张九龄就得到过唐玄宗的赏赐，并写下《谢赐尺状》表达激动和感恩心情，唐玄宗则有《答张九龄谢赐尺诗批》，对赐尺仪式的象征意义做了简短但不乏深刻的表述，表达了希望臣子们秉公办事、正当行使权力、权衡协调好各种关系的良好愿望。[4]
唐朝二月二进尺赐尺的做法其实是对《月令》传统的遵循。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5]也即二月是“日夜分”，即昼夜长短差不多等同的月份，这时要对“度长短”的尺、“数多少”的量、“示轻重”的衡等日常生活必备之物进行确定和校正。之所以选择“日夜分”的时节，是因为正如有些人解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而阴阳之气运焉；形而下者谓之器，而阴阳之理寓焉。道则体乎天，器则用乎人。体乎天者，既适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类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6]“人之所用当须平均，人君于昼夜分等之时而平正此当平之物”，正符合我国传统社会崇尚和践行的顺天应时这一法则。值得注意的是，《月令》所载“同度量，钧衡石”的活动原本只是在仲春之月，并没有明确的固定日期，可是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这一活动已固定在二月二日[7]，这无疑表明二月二日在当时的时间制度中已经较为特殊。但此时它只是官方进尺赐尺仪式举行的时间而已，尚未成为一个节日。
二月二在此时尚未成为节日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和节的创设。
关于中和节的创设，史有记载，其中曾慥《类说》引李繁《邺侯家传》“中和节”条所述最详：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二月二 龙抬头
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献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闾祭勾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
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巳、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8]
此外，《旧唐书》和《新唐书》亦有记载。《旧唐书·德宗纪》云：(贞元)五年(789)春正月“乙卯，诏：'四序嘉辰……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宰臣李泌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9]《新唐书·李泌传》的记载则与《邺侯家传》的记载极其相似。[10]
由上述记载可知，新节之设乃唐德宗的动议，李泌担当了设计之任，并做出如下设计：(1)节期在二月一日；(2)节名中和；(3)节日当天举办各种活动。这些设计得到了唐德宗的首肯，遂有贞元五年(789)正月颁布诏书如下：
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1]
由此，中和节便通过颁布政令的方式在全国推行开来，成为时人节日生活的一部分。
从中和节建构的来龙去脉来看，它是唐德宗试图增加公会时间、“欲于二月创置一节”的结果，这清楚地表明在唐德宗发出设节动议的时候，还不存在二月二这个节日。因为如果已有此节，便不会有二月设节的动议。
二月二成为节日当是在中唐以后。就笔者所知，有关唐代二月二为节的资料，也是二月二为节的早期资料主要有白居易的三首诗、李商隐的一首诗以及李淖《秦中岁时记》、韩鄂《岁华纪丽》、庞元英《文昌杂录》中的相关记载。详见下表：
如果我们将节日定义为“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12]上述资料表明，二月二在中唐以后已然是一个民间节日，其主要民俗活动就是上表第四列显示的寻花采菜、踏青宴游、迎富(包括吃迎富果子)等。
那么二月二何以成为一个节日呢?如果考虑到二月二在中和节创设之后不久即已被文人记录(自中和节于789年出现到白居易835年将其入诗，还不到40年的时间，鉴于文人记录又一般晚出于记录对象出现的时间，二者出现的时间间隔会更短)，考虑到中和节与二月二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以及节俗方面的某些关联，考虑到唐朝人热衷于过节娱乐的社会风气，那么我们思考二月二起源问题时，是很难不将其与中和节联系起来的。
号称“海内雄富”的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政治环境、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唐人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普遍追求使得唐朝人形成了热衷于过节的社会风气，他们延续前代已有的节日尚嫌不够，还不时“自我作古”创设新的节日；他们热衷于在节日里进行户外活动，放歌纵酒、郊游野宴、游戏玩乐，从而把一个个原本富有信仰彩的节日推向娱乐，推向狂欢。[13]这种风气在整个唐朝都是盛行的，而德宗朝尤其如此。经过安史之乱的战火，人心思安。“德宗在779年中期人们期望恢复唐朝力量和光荣的热烈心情中登上了皇位。”[14]经过十年的努力，国家经济力量增强，社会趋于稳定，这种背景之下，以皇帝为首，社会上兴起一股世俗享乐之风，正如陈寅恪先生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的：“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
”[15]而时人热衷于过节是趋于嬉娱游乐的最重要表现。中和节也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得以创设出现的，它的出现反过来又体现了这一社会风气在当时的普遍和浓烈。
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有理由猜测，当中和节以国家颁布政策的方式设立以后，对于嬉娱游乐的偏好令人们(至少一部分人)并不满足于仅在二月初一这一天开展活动，他们还会把活动延续到第二天。当一个地方的一些人以相同的方式度过特定的某一天并以年度周期为单位进行重复时，这特定的某一天也就演变成该地方的一个节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