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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理论·中》2014年第09期
摘 要:自2013年8月网络谣言治理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以近两年的网络热点舆论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手段的分析,阐明网络谣言治理路径正从单一的“上层官方治理”转向“全社会共同治理”。在网络谣言治理的现象分析的基础上,剖析治理路径转变的原因,为我国网络谣言的进一步规制提供建设性意见如下:应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营造民主环境的重要性;提升网民素养的长期性。
关键词:网络谣言;治理;路径;原因;反思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6-0138-02
谣言,自古有之。互联网出现以后,借助于技术力量,网络谣言传播更迅速、影响范围更广,社会破坏性更不可预测。2013年8月开始,国家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造谣
、传谣等违法行为。经过近一年的清理与整治,网上谣言明显减少,网络秩序日渐井然。本论文将对网络治谣初期和当下两个阶段进行考察,从中发现治谣路径的转变,并探究其中的原因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网络治谣的路径网络谣言的危害
(一)开始:政府治理路径
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了互联网“七条底线”,揭开了这次网络谣言治理的序幕。在初期治理中,“外部控制”与“主体控制”是主要手段。
“外部控制”体现为通过颁布文件、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信息的传播。从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来抓”;到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到9月“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事实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都是政府严厉打击互联网谣言的具体表现。以《解释》为例,其中不但详细规定了处置手段,还对“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等犯罪事实做了具体描述与定位,更加精确地区分了正当与不当言论之间的界限。
“主体控制”表现为对网上发言的网民的控制。一方面,我国已有的法律如《宪法》、《民法》、《刑法》以及最近颁布的《解释》中,对网络表达主体及行为做出了一定限制;另一方面,2013年8月以来,董如彬、秦火火、立二拆四等多名网络大V被抓被拘,政府部门以现实行动实现了对违法犯罪网民的打击。
从整体上看,这些控制更多地体现了以政府管理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这种手段震撼力强,效果显著,“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网上爆料社会负面现象特别是批评政府的声音明显减少,帖文情感词力度下降,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1]。
(二)当下:全社会共同治理路径
在2014年“昆明暴恐案”、“马航”等社会热点事件中,由于事件本身的重大性和权威信息的匮乏,以及网络审查制度的先天缺失,网络谣言依然存在。对此,一方面政府调控力量不减,在之前各项法规制度依然执行的同时,又新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打击假新闻等专项治理中,不断深化互联网整治工作。另一方面,广大网民面对谣言日渐理性,通过“内部控制”,网络环境不断自我净化。
一是体制内媒体引导下的“呼吁”。在“昆明暴恐案”发生后,《人民日报》新浪率先发出微倡议“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谣言只会扰乱人心”,之后无数网友进行转载,转载量达29 565次。“马航”事件曝光后,“央视新闻”于3月8日事发当天发出微倡议“请不要用微博、等社交工具转发主观臆测、麻木不仁、随意攻击的帖子”,转载次数高达629 730次。在体制内媒体积极引导网络舆论的同时,广大网民迅速跟上,自觉一致地抵制着谣言。
二是针对虚假信息的“自净”。在纷乱的信息中,对于谣言的甄别与揭发也成了网友话语表达的重要内容。在“昆明暴恐案”发生后,据统计有15.7%的网民参与整理谣言信息、提醒不传谣[2];新浪微博根据网友举报,共处理不实信息一百余条[3]。在新浪微博上关于“马航”的四百多条不实信息中,同样有不少谣言是网友举报的。如马航客机失联不久,一张水面上漂浮着降落飞机且有旅客幸存的假图片被网友揭发。在当下,“新闻的真实性是以过程形式呈现的,这是一个不断发现、甄别、剔除、确认的过程。真实性不仅是媒体的专职责任,也成了公众参与和体验。”[4]
三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申讨”。“昆明暴恐案”发生后,某传统媒体记者在微博中称昆明市大树营区等多个地方发生了暴力事件,但不久当地公安机关给予辟谣。此后,舆论倒戈,
网友一致批评一些媒体人缺乏职业操守[5]。“马航”事件当天,《成都晚报》、《羊城晚报》等媒体微博发布“飞机降落”、“飞机坠毁”的假新闻,网友纷纷表示不满与愤怒,谴责传统媒体丧失新闻报道原则、对自身话语权不珍惜和不负责。
纵观近期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我们发现网络治谣已由最初的单一官方治理路径,转变成由广大网友参与的“网民与官V并行”、“自我净化与权威引领相结合”的全社会共同治理路径。
二、网络治谣路径转变的原因
在不同时期,社会中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方式不完全相同,这是一定社会关系与社会需求的反映。
(一)无序中政治权威的树立
近两年互联网上谣言四起、杂音纷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在政治窗口期的爆发。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原先的整体性利益结构崩解,个体利益意识爆发。与此同时,原先主流的意识形态便逐渐退出对个人的控制,多元思想并行传播,公众信仰多样化。
而在“十八大”、“两会”前后这个相对敏感而又脆弱的国家政权交接时期,原本相对开放的互联网成了人们情绪宣泄、表现欲望的场所,虚假信息、造谣诽谤等无序、混乱现象也因此产生,严重危害公众与社会。
在这样的环境下,新一届执政团队开始互联网整治行动,可是说是一种坚守执政底线、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手段。这一行动的落实与开展,一方面规范了网络表达行为,净化了网络环境,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利于改革的继续深入。
(二)引导下社会理性的回归
政府对互联网造谣、传谣行为的强力管制,在全社会起到了警示作用。但一贯持久的“打压”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对抗。所以,一整套从上到下、刚柔并济的思路在不断形成并实施。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政府在“网络治谣”中由单纯对网民“开刀”转向自我反思、自我约束,从源头上寻治谣的根本,即推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政府的引领下,2013年11月30日政务微博和主流媒体微博达成“成都共识”,明晰自身责任、进行自我约束。政府以及微博舆论场上的“国家队”的表态,让广大网民看到了国家上
层对于治理网络谣言的诚意与决心。在警示与示范的双重作用下,广大网民被“感染”,由一开始的紧张、避讳走向释怀、包容,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不断回归。
三、对网络治谣的反思
(一)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
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来看,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期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树立是巩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整合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当下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特殊时期,面对开放、分权的互联网新媒体,我们在呼唤民主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政治权威的重要性。
但是,政治权威的树立也要注意方法,如果一遇到尖锐的批评声音,就随意删帖、禁言封号,或者动用警察前去抓人“灭火”,这是严重危害政府权威的。我们需要尽快从传统人治型政治权威转变为现代法理型政治权威。法理型政治权威重在法律与制度,它虽承认个人的作用,但更注重于领导集团和组织结构在规范的制度范围内运行[6]。所以,政府在开展打击网络谣言、治理网络环境等工作时,需要及时将相关程序纳入法制轨道,如及时完善切实可
行的规章制度,合理把握法律法规的具体界限与尺度,严格依照法律流程办事,公正判定各方责权等。
(二)营造民主环境的重要性
呼唤权威,并不是扼杀民主。我国社会转型中阶层分化、差距拉大、矛盾复杂的现状,也要求社会适当开放意见表达的渠道、有效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政府在树立政治权威的同时,也要不断开放胸襟,考虑和接纳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声音。具体而言,在互联网治理中,首先要尊重互联网开放性的媒介特征,积极发挥其社会化媒介的沟通协调作用,不要用过多的行政手段对其“天性”进行压制。其次减少对网民合理网络表达行为的过严管控,只要网民的网络表达符合社会道德标准与国家法律制度,那么就尽可能减少限制。最后,鼓励网络社区的自治与网民自律,通过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网民自身的觉悟,全面建构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
(三)提升网民素养的长期性
网民是网络社会的主人,网民的媒介素养直接关乎网络环境的健康与和谐。关于网民的
媒介素养问题,至今提倡的是第四代研究范式——强调公民的参与性与影响力,主张媒介使用者由原先的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的处理信息。因此,在网络治理中,对于网民来讲,一方面应当具备基本媒介素养,如辨析信息、解读文本的能力;另一方面针对互联网上多信息源发布信息的局面,网民要形成分析、求证媒介文本的意识;在面对不同利益体网友的声音时,要有平和宽容的心态;在转发、评论和表达个人观点时,要遵守规则、理性表达,同时注意自我媒介形象的塑造。媒介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媒介的使用者来说,也得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提升。
参考文献:
[1]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R].北京: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
[2]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舆情分析:网络现诸多谣言,网民官方辟谣成亮点[EB/OL].http://l/conte-
nt/2014-03/03/content_9732188.htm.
[3]金可.马航客机失联事件:400余条微博谣言被处理[N].北京日报,2014-03-15.
[4]“何镇飚”新浪微博[EB/OL].2014-03-10.
[5]冷朝普,段金志.云南昆明火车站301暴恐事件舆情分析[EB/
OL].http://yuqing.tianya/yqgc/20140321/index.shtml.
[6]佟玉华,马继东,徐琦.社会转型政治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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