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关键词：邹守益；慎独；格物；统摄；有无之蔽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5-0046-05
邹守益（1491—1562年），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明代哲学家，江右王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8岁接触朱熹《六先生画像赞》。29岁初见王阳明，请教《大学》与《中庸》的宗旨不能统一问题。在此基础上，邹守益逐渐形成慎独说。学界目前关于邹守益慎独说多以戒惧说称之，实际上慎独就是戒惧。彭国翔考察了邹守益戒惧说经历事为、念虑、本体三层次，指出“戒惧工夫也有深浅不同的层次”[1]（P347）。张卫红认为邹守益戒惧说的思想脉络在阳明学《大学》与《中庸》合一的思想上，“将《中庸》‘戒惧以致中和’转化为‘戒惧以致良知’的义理构架”[2]（P3）。钟治国论述了邹守益戒惧说“以《中庸》统合《大学》的致思路向”[3]（P75）。总之，前贤已注意到邹守益由《中庸》与《大学》合一建构慎独说。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探讨邹守益如何在自身生命困顿与时代危机中建构慎独说，以期进一步推动邹守益哲学思想的研究。
一 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
明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邹守益22岁时，他归乡侍父疾，在讲学中对《大学》与《中庸》宗旨不一产生怀疑。据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载：“一日，读《大学》《中庸》，
讶曰：‘子思受学曾子者，《大学》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独，何也？’积疑不释。己卯，先生年二十九，就质王公于虔台，王公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独，即所谓良知也；慎独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谨恐惧，所以慎其独也。《大学》《中庸》之旨，一也。’先生豁然悟，遂肃贽师事焉。”[4]（P1 382-1 383）这是邹守益受王阳明点化的整个过程。此过程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邹守益对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而百思不得其解；二是邹守益对于王阳明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同而豁然大悟。
邹守益认为，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对于《大学》，朱子认为：“《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功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处。然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5]（P1549）因此，他在编撰《四书集注》时把《大学》放在首位，意味着《大学》为入德学圣之门，并指出格物为《大学》最初用功处，可谓为儒者圣修指出一条成功捷径。《大学》本是《礼记》中一篇，后朱子把它抽离出来，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从元代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定本。朱子提高《大学》地位，认为《大学》缺少“格物致知”部分，遂而补传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
《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6]（P6-7）朱子认为，致知在格物，言致知于物上穷理。由于人心有知，天下之物皆有理，故而须一件件物上穷其理，一旦用力久，豁然贯通，人心之全体大用。这是朱子著名的即物穷理说，走顺取之路。《中庸》中慎独的出处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6]（P17）朱子注解为：“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離道之远也。”[6]（P18）朱子认为，天理内具于心，须常敬畏以存天理，时时处处不离道，并且细微之事，幽暗之处，更应谨慎，莫使人欲萌于隐微之处。可见朱子以理气二分或性气二分的思维诠释慎独说。综合朱子诠释《大学》格物说与《中庸》慎独说，重点在格物，或者说即物穷理，即使《中庸》慎独义，他亦把“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作隐微处做存天理的工夫，贯穿理气二分或性气二分的思维。这在朱子理学思想体系内是合理的，因为他认为事事物物皆有理，《大学》即物穷理，应事事物物上存天理，《中庸》隐微处也有理，应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邹守益对于朱子诠释格物与慎独的思路不相应，他说：“或在当时东廓认为，格物致知乃是求物理于外，
shendu戒惧慎独则是内在的存养修省，《大学》、《中庸》提揭的工夫进路有方向上的对反，是以从曾子、子思师承传授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对反的入路是矛盾的。”[3]（P28）
邹守益“遍览朱子书，不仅是知识上的思辨，还亲身践履，才会有此一困惑”[7]（P32），对于朱子诠释思路不相应或不能契合，却因与王阳明相见而遂解开对朱子的疑团。王阳明以致良知统摄《大学》中格物与《中庸》中慎独，认为致知格物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理，并且良知是独，慎独是所以致其良知，戒谨恐惧是所以慎其独。王阳明的诠释理路让邹守益“豁然悟”，遂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为何有如此魅力能把邹守益惊醒呢？这主要原因在于，王阳明体认到朱子诠释《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的弊端。王阳明少年按朱子即物穷理法格竹子病倒，后历经百死千难，终于龙场大悟吾性自足，再印证儒家经典，终而对朱子诠释经典思想怀疑。关于朱子格物思想，王阳明认为：“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8]（P44-45）这是王阳明与朱子在格物上的最大差别。朱子主张性即理，性具于心；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即性。朱子即物穷理，在王阳明看来，是以人心向事事物物上穷理，析“心”与“理”为二，知与行分离。王阳明把事物之理拉回于人心，合心与理为一。从邹守益由朱子转向王阳明看来，他对于《大学》与《中庸》异疑不一，很有可能把《大学》中格物当作向外即物穷理，把《中庸》中慎独当作向内慎独。他比较王阳明与其他儒者学说时认为：“大抵先师之教与诸儒不同者，以求理于心，而彼求理于物也。求理于物，则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求诸外以增益之，故不免以探讨讲究为学，以测度想像为智。若求理于心，则良知之明，万物皆备，知善而充之，不善而遏之，如权之于轻重，度之于长短，无俟于揣摩而自得之矣。”[4]（P501）可见他从朱子求理于物转向王阳明求理于心。朱子向外顺取之路给邹守益不到生命的归属感，容易让人“以探讨讲究为学，以测度想像为智”。王阳明求理于心，让邹守益认为可以自作主宰，由此心之良知发显。邹守益的怀疑并不仅是对儒家经典诠释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邹守益作为个体生命，他意图在经典中到生命困顿的途径。这种生命的困顿感在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解释下瞬间冰解，故而惊叹：“‘道在是矣！’遂执弟子礼。”[4]（P1362）值得注意的是，邹守益惊叹“道在是矣”，何为“道”？在此之前，他已考科举，熟悉儒家经典，经是道的载体，但他见王阳明之前，作为个体生命，与儒家之“道”是疏离的。儒家之道就是生命之道，或者说是身心性命之学。邹守益在“心”与“道”或“理
”之间无法合一，这样的困惑逼迫他不断地寻两者之间的契合点。终于机会成熟，在王阳明的点拨下到那个“契合点”，此时，他熟悉的儒家知识学问开始走向生命的学问。作为个体生命，他自身与儒家生命之道走向合一。
二 以慎独统摄《中庸》与《大学》
邹守益如何以在信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前提来贯通《大学》与《中庸》呢？他认为，圣学分裂已久，圣学经典《大学》与《中庸》因历史上儒士们主张在理解与诠释上产生疑义。他看到有的人主张扞去外物以行儒家之道，却分裂有物有则；有的人主张即物穷理，却分裂万物皆备于我；有的人主张先知而后行，却分裂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有的人主张静存动察，却分裂天地万物不舍昼夜。这些主张明显都与朱子的思想理论有关。邹守益虽然所处时代与朱子相距甚远，但同时代有朱子学者如吕柟等。邹守益与这些朱子学者讨论学术时显露出他与朱子学之间的隔阂。朱子学者吕柟在《别东廓子邹氏序》中讲述他与邹守益在南都讲学争辩知与行孰先孰后问题。据张卫红先生考证，邹守益与吕柟“交属私谊深厚而学问不合”[2]（P102）。吕柟主张先知后行，譬如登楼，先知楼梯所在以及路线，然后才能登楼，而邹守益主张行即是知，只有登上楼，才能见楼上之物。两位学者遂因知行问题争论不已。争论的
背后就是朱子思维与王阳明思维之间的差别。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何况是他们？王阳明与朱子之间亦如此。虽然王阳明刻《朱子晚年定论》以示朱子晚悔之意，最终与王阳明思想趋同，然而后来朱子学者如罗钦顺等指责《朱子晚年定论》所收并非全是朱子晚年之作，到清代，更是发生朱子信徒与王阳明信徒争道统的严重事件。自从朱子与陆象山鹅湖之会，开启理学与心学长期的争论，成为儒学思想史的难题。站在第三方立场来看，他们都在为信仰的学说而争论，没有他们亲身的体知，或者对于道统与学统的坚守，很难从学理上一判高下，况且谁是儒学真正的代言人这种问题成了越争论越缠绕的难题。邹守益与吕柟之间的争论亦是如此。站在邹守益的立场，他意识到朱子学带来世人知行分离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问题与时代相关，并非单纯知与行逻辑上的先后问题，而是关乎那个时代每个人生命安顿问题，故而必须在学理上到坚守点。他看到朱子学因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诸多问题，遂而转向王阳明，从他那里到安顿生命的药方。
邹守益一再批评当时圣学分裂，主要原因在于朱子学，遂而跳出朱子学，信仰阳明心学。他认为阳明心学能够贯通《大学》与《中庸》。这里要注意的是，王阳明为了对抗朱子学权威，特别重视《大学》古本，认为《大学》格物致知部分没有丢失，是一个完整部分。这表明王阳明有意在《大学》版权上与朱子学作区分，背后涉及的不仅是版本问题，而是孰
为《大学》解释权威，或者孰为儒家圣学代言人。邹守益信服王阳明，接受《大学》古本的权威性。让他忧心的是，王阳明苦心恢复《大学》古本，却引起更多士人聚讼。邹守益说：“孔、曾、思、孟，师友之授受也，而几若分门以立，将奚从而趋之？阳明先师以《大学》古本约来学，将以一所趋也，而异者犹如聚讼。其证诸《中庸》，曰子思子摄一部《大学》作《中庸》首章，良工苦心，协于克一。千载精一之蕴，可以涣然冰释矣！”[4]（P753-754）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线传承，成为邹守益视域中的学术系谱或学统。这四位学者的经典是《四书》。邹守益认为王阳明定《大学》古本教导学者，把《大学》总括为《中庸》首章，亦可以克一。可见邹守益遵循王阳明思想，重视《大学》返归于《中庸》。
当有诸生请问邹守益《大学》与《中庸》如何具体归一时，他说：“《大学》以家国天下纳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万物纳诸致中和。天地万物者，家国天下之总名也；中和者，明德之异名也。明德即性也。明明德、亲民而止至善，安焉谓之率性，复焉谓之修道，而本本原原，不越慎独一脉。独知之为德也，其神矣乎！”[4]（P754）他把《大学》三纲八目归根于明明德，《中庸》参天地赞化育万物归根于致中和，并认为明德即性，《中庸》率性、修道都不离慎独一脉。《大学》明明德、亲民以及止于至善也归根于慎独。他以慎独为核心，统摄《大学》格物如修身治国平天下与《中庸》参天地赞化育，最终以慎独贯通《大
学》与《中庸》。钟治国先生详细考察王阳明与邹守益在贯通《大学》与《中庸》之间的差别，认为：“相比于阳明致良知宗旨涵盖下的以《大学》统合《中庸》，东廓则在良知学内着力提揭源于《中庸》的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方，从而表现出与阳明不同的以《庸》统《学》的义理架构。”[3]（P22）王阳明以《大学》统摄《中庸》，主要解决在格物上与朱子即物穷理的重大差异，把理拉回于人心之中，并以《大学》古本对抗朱子新本，不得不把重心放在格物上。朱子终生学问在于格物，以格物统摄《大学》与《中庸》，迫使王阳明在格物上与朱子一争高下，遂而依靠《大学》经典提出致良知说，既有儒家圣学的经典依据，又指出朱子格物说的支离处。而邹守益与王阳明面对的话语环境已不同。王阳明以致良知说意欲取代朱子格物说，引导士人回归身心性命之学。邹守益亲身接触王阳明致良知说，十分佩服，主要考虑如何致良知。邹守益的慎独说很大程度上是由王阳明致良知说进一步向人内在深化，把外在环境如家国天下或天地万物都集结于自身，指出人自身的独知是天地万物之源，天地万物皆备于我，张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从自身独知出发，只要与天地万物接触中做到慎独，已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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