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1942年 5月28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性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文艺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它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阶级、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党性的普及与提高、批判和继承等论题提了出来。
《讲话》是在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更是一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讲话的艺术
由于《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走出的重大决策。因此，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唯一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由是当时特殊的战争年代环境所决定的。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共产党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们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必然地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是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
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将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甚者在特定的时候，为少数阴谋家所利用，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诸如此类，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讲话》由于对许多具体的方面的问题，没有给予具体的、相应的分析和研究，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另外，《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哪怕是封建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的诺言。
《讲话》虽然把“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理想的创作目标和批评标准，但对内容与形式之间相统一的联结点没有做出论证。这在逻辑上给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批评留下了空隙，在文艺批评实践中，难免会有人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实下，以政治批判和戴帽子的裁定方式，代替对作品具体的审美分析，有意无意地损伤文艺家的创作积极性。此外，在二分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面前，也难免让人产生一种生硬的对立的感觉。
在文艺与政治问题的认识上，《讲话》自身所隐含的内在逻辑缺陷所带来的理论上的漏洞，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和修正，是难以让作家和艺术家们心服的。因此，《讲话》这一历史的产物所带来的问题，也只能由历史本身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