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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智能手机进一步加深人机融合的程度。从中文字面意思来看，手机，跟人体手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仅仅是人手的延伸吗？人们经常轻易忘记肢体的存在，而手机则一刻也不离开，用手机支付购物，获知咨讯，阅览各种文案、音频、视频资源，享受声、光、、影带来的感官体验。从对手机的依赖性来看，手机已经超越“人体的延伸”之概念。手机的实用性与诱惑力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依赖。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很可能就是摸到手机，看看有没有信息，是否还被人关心着、关注着；亦或穿梭在各种文字流和视频流里，一遍又一遍寻能满足情绪需求的新信息，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闲暇时间……与其说手机是促进生活便利性的奴隶——它把世界都扛到你面前，不如说我们成为了技术的奴隶；与其说是我们在操控手机，不如说是手机在操控着我们。
老子曾说：五令人眼盲，五音令人耳聋。虚拟世界里的五音五，强烈地刺激感官，以至于当下的青少年呈现出现实感减弱的趋势。
美国心理学教授特文格认为智能手机造成青少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心理危机。她用iGen来描述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青少年一代，并认为iGen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减少了与亲朋好友的交流时间，这可能是他们会经历前所未有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1]
孩子过度使用手机时，似乎整个身心都与手机融合生长在一起，父母不得不使出各种解数来争夺孩子的注意力。手机对家庭关系的考验，把亲子冲突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手机游戏开发团队熟稔青少年心理需求，因而父母必须具备心理学素养，懂得青春期孩子的内心需求，才能在这场与机器的竞争中赢回自己的地位。如果父母本身具有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等问题，则只会进一步将孩子推向全面取悦人的智能机器。
从精神分析角度而言，婴幼儿将毛绒玩具拟人化，当作“过渡性客体”来弥补母亲缺席情况下的情感抚慰与安全感。在信息时代，手机就是成年人的“替代性客体”，通过手机可以满足内心深层的依恋欲望（情感交流）、攻击欲望（游戏体验）、控制欲望（操作咨询）。“掌上一族”“拇指一族”的标签，勾勒出互联网新生代人机联结、人机融合的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青少年与手机的融合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以至于手机在悄无声息中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父母与子女在面对面互动时，很有可能还隔着手机以及手机屏幕里的万事万物。[2]二、手机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角
手机与青少年的紧密联结，深刻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通常指个人与社会生活不断调适，从生物人发展成为社会人，能够承担社会角，履行一定社会行为的过程。传统的青少年社会化，是真实的社会化，通常在现实社会文化环境如家庭、学校、传统大众媒介中完成。
互联网时代以来，智能手机构筑了一个无所不包的
智能手机对青少年社会化
及社交模式的影响
文/李理
摘要：青少年与智能手机融合的程度，深刻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催熟剂，让青少年提早体验、尝试各种社会角。手机虚拟社交削弱了与真实社会关系的链接。表情包的过度使用，表明虚拟社交中情感交流的匮乏。智能手机加速推动社会滑向“我与它”的工具性关系，同时促使虚拟社交呈现碎片化特征。关键词：智能手机，青少年，社会化，社交
公关论坛
虚拟社会，使得当代青少年社会化从传统意义上的“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变为“与现实世界及虚拟社会情景的交替互动”，即在传统真实社会化的基础上增加了“虚拟社会化”。
在传统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更容易接受“驯化”教育，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角，实践社会角，在社会角转换中常遭遇到周围人眼光的阻止和舆论的施压。而手机中的虚拟社区为青少年的社会角扮演提供了实践空间。青少年在虚拟社区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角，进行各种角的预演和转换，尝试、体会不同角的需求和情感，比如网恋、网婚等。社会角扮演是青少年社会
化的关键。可以说，手机信息的开放性促进了青少年在思想上趋向早熟；而同时智能手机赋予青少年更多的社会行动力与选择权，因而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觉醒，成为名副其实的以“我”为中心。
手机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催熟剂，其开放性提早打开了青少年迈进社会的大门。青少年的创造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们的价值观念也更加多元化，更勇于突破传统。
青少年具备独立性和依赖性兼具、心理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求知欲强和情绪波动大的心理特点。与智能手机的共生环境，导致青少年获取知识的模式以及思维模式已经深刻地受网络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手机游戏的奖赏模式不断赋予玩者以认同，目标分层吸引模式不断刺激玩者的多巴胺，导致青少年容易陷入奖励刺激的学习模式，很难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批评与真实挫败；抖音等短视频的风靡，促进了短平快的信息传播，使得青少年在接受大量碎片化信息的过程中，逐步丢失了传统纸媒所培养的阅读耐心；各种以搞怪、猎奇为特的拼凑文化、非线性思维模式破坏或弱化了青少年逻辑推理的严谨性；社交平台让青少年更加沉迷于虚拟社交而对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愈发疏远；沉迷于游戏，甚至发展出以此类玩点为核心的小型社交圈；节假日宁愿躺在家里玩手机，也不愿意出去旅游、交友，甚至不愿意谈恋爱。[3]
手机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扮演多重角，影响青少年的信息获取从而影响其对社会与世界的认知，陪伴青少年度过情绪起伏期，帮助青少年发展、维系社交关系，让青少年体验、尝试各种社会角，参与
青年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但与此同时，手机的虚拟社交也削弱了青少年的现实感以及与真实社会关系的链接。
三、 虚拟社交的魅力
智能手机催生了社交媒体的繁荣，开发出、QQ、抖音、脸书等各种带有社交功能的应用软件，青少年可以通过短视频、照片、文案向世界展示社交形象，发挥社会影响力；甚至联机游戏的魅力之一也在于有另一端的玩友陪玩、共享游戏的每个环节及其中的悲欢感受。另一方面，青少年中认为自己患有社恐的人数却不断上升。所谓社恐又叫社交焦虑障碍，主要表现为对社交场合和人际接触的过分担心、紧张和害怕。从表现形式而言，宅男宅女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体回避现实社交聚会的普遍心理。日本新媒体学者Habuchi认为青少年的成长环境越来越类似电子茧，被相互隔离在电子媒介形成的密闭空间里，彼此之间没有实质性的肢体接触，却经由媒介来密集地传递信息。[4]
即时视频技术似乎更减少了面对面互动的必要性。一机在手，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可连接范围之内，随时随地的互动、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这在传播技术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不仅意味着地域的进一步消失，也意味着跟地域相关联的传统社会学分类比如村落、氏族、家族、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对立都逐渐失去意义。
如果把故土比作文化的“根”，在手机网络文化里，每个个体都是脱离土地的无根的存在，游走在各种边
际开放、流动的虚拟社里。在传统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人们受制于周围人的道德审视而约束自己的社会行为；而手机时代的青少年，更关心的是自己在虚拟社交空间为了避免“社死”而努力经营的“人设”。
即使在面对面关系中，手机也无孔不入的渗透进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情侣之间。我们经常看到家族聚餐时青少年沉浸在手机世界里，而不愿全情投入线下的真实交流。手机是随身携带的情绪避难所，青少年宁愿与手机里的陌生网友交心，也不愿意跟身边本该最亲密的家人交流真实感受。
在真实社交中，人们通过观察面部来捕捉表情。面部是社交和情绪信息交流功能最强大的渠道之一。[5]除此之外，音调、语气、手势，这些非语言交际因素，都是情绪信息的传递通道，辅助人们去识别语言的真实意图，加深情感的交流。而在虚拟社交中，美颜、滤镜、变音等等技术可以伪装身份、改变性别，在提供多元性角体验的同时，也隐藏着欺瞒、的风险；从心理的角度而言，人的居性，意味着人类是需要彼此的情感支持与交流的。恋人之所以需要见面，正是因为线上语音加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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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单向度的交流。屏蔽了肢体接触以及与此相随的荷尔蒙气息之类的虚拟社交，很难完全替代面对面互动。表情包在虚拟社交中的风靡，正是出于人们对非语言交际符号的补偿性心理，而非语言交际符号如身体语、手势语、眼神、表情的这一系列音容笑貌的背后，是真情实感的传递。青少年尤其热衷于使用、制作表情包，并发展成独特的青少年斗图文化，用表情包叙事来传递言外之意，或者用圈内独有
的梗来彰显青少年文化的非主流。表情包成为脱离真实场域的虚拟表情。当青少年长期沉迷于虚拟社交中，可能对于识别真实的面部表情会逐渐生疏从而产生社恐心理，而手机里的表情包却可以毫无压力地抒发情绪，表达想法，张扬个性。而表情包的过度使用，正表明了青少年对于社交中的情感交流的渴望与深层诉求。四、工具性关系的碎片化社交
精神分析认为，一切心理问题，追根溯源是关系的问题。20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分为两类：“我和它”，“我和你”。把对方看作是实现目标的工具的关系，就是我和它的关系；当放下预期和目标，以真我与对方相遇，这时的关系就是：我和你。在“我和你”关系中，我们会和对方的灵魂相遇，彼此产生心心相印的感觉。因此，“我和你”的关系也被称作相遇哲学。心理学有一个基本假设：看见，就是爱；看见，就是疗愈。所谓看见，指灵魂的相遇。布伯的相遇哲学，奠定了心理的理论基础。布伯还指出，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我和它”的关系当中。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应酬以功利性占主导，很难产生深层次的交流，人们的心灵越来越异化、孤独。[6]“我与它”关系，可以理解为工具性关系；而“我与你”关系，就是传统社会学里界定的深度关系或情感性关系。
智能手机强大的跨时空即时对话的功能，是否能够深化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与深度关系呢？古人用鸿雁传书来寄托漫长的相思。社交媒介的繁荣，却为今天的年轻人开拓出一片无限广袤的交友空间：好友上限五千人，抖音等粉丝可达上百万人。社交关系越增多，必然意味着每个关系所能分配到的时间
、精力越减少。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深度关系在智能手机时代，面对激烈的资源争夺（情感、时间、关注度）。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发展，深度关系主要植根于面对面互动和真实的地域场所。
随着地域的消失，智能手机加速推动社会滑向“我与它”的关系轨道。首先，建立与结束一段社会关系，在手机的支持下，变得格外轻易：加好友、拉黑、删除，甚至不需要顾忌面子与社会成本，所谓的好友就可以从生活中清除出去。此外，经由手机中介的社交，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社交的状态，比如时空上的碎片化，何时何地哪怕有一分钟空闲也可能浏览、回复几条信息；以及交流内容的碎片化，人们随心所欲的非线性交流随时可切换或终止。
从心理层面而言，躲在手机背后的虚拟社交，培养了青少年对“掌控感”的追求：一机在手，天下都有。即以自我需求为中心，以对方为实现某目标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社交关系，表面看自己拥有关系的决策权，事实上并没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对掌控感的追求，会导致人们回避“我与你”的深度关系，因为深度关系中牵涉的情感互动包含着不确定性与各种情绪波动。宁愿在无止境的“我与它”的关系中去更新跌换，也不愿意在耗费心神的一段深度关系中去深耕，这个背后是一种深层的焦虑：害怕受伤，害怕失去自我。而其实，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在一段深度关系中的付出与努力；而内心真正的滋养，来自于深度关系里的真情实感与悲欢与共。
本文系课题编号2021SJA055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手机的陪伴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1]Jean M. Twenge. 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J]. The Atlantic, 2017(9):323-365.
[2]曾奇峰.精神分析30讲：深入潜意识，解密你不知道的人生[EB/OL].喜马拉雅课程，2019：www.ximalaya/ album/29339860
[3]徐碧波；谢涵；林崇德；吴鹏：《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及展望》[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34(03)期，第377-384页。buchi
[4]Katz, J. E. 2006. Magic in the Air. [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5][美]理查德•扬克：《机器情人：当情感被算法操控》[M].布晚译，文汇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第70页。[6][德]马丁•布伯：《我与你》 [M]. 陈维纲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李理，单位：三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2；职务：讲师；学历：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新媒体与跨文化交际）
（责任编辑：李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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