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斯拉先生是个鞋匠，生活在社会底层。大凡生意人都以赚钱为目的，有极强的功利性；可他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小说中的“我”看到格斯拉先生做鞋那么辛苦，艰难，就羞怯地问了他：“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门艺术。”他把做鞋当成一门艺术远远超出了一般生意人的功利性，已经达到了一种新境界。小说不仅仅用了不少笔墨描绘靴子外在的美观，更主要的是刻画出靴子的灵魂。“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艺术。”他做鞋是那么投入，而且把每双靴子都力争做到最好：既美观又舒适，而且结实耐穿。只要靴子有一点不好的地方，他都要重新再做。只有把工作当做艺术的人才会做到这一点——追求艺术的完美。他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这门艺术中，
而且从来不觉得难不觉得苦，所以尽管他的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但有了这种高贵的追求，他的精神就不再贫穷。
因为他把做靴子当成一门艺术，自然就会追求完美，坚持原则：自己亲手做靴子。“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而且费好长时间去做。”做出来的靴子既要求美观、舒适，又要结实、耐穿。他做靴子坚持选用最好的皮革。他从不投机钻营，很多年以后，他“飘扬的旗帜单上所开的价线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他做生意非常讲信誉，不单是在价钱上，或是按时交货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顾客反映靴子有一点点毛病，他就会返工重修，还说“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钱。”随着时代的前进，在社会大生产的潮流冲击下，同行竞争非常厉害，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坚持靠靴子本身的魅力来吸引顾客，征服顾客，从不登广告，即使他的生意很清淡，生存都难以维持。他也坚信，他做的靴子是能够征服顾客的，他也意识到社会潮流对他的冲击，憎恨那些大企业的垄断与挤压。小说中说：“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他们把一切都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看来，他对现实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但他却从不改变自己做生意的原则，不去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直到最后走投无路，甚至饿死。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生存的意义而达到
另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正如小说中所说的“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也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他经常断炊。”是呵，他经常断炊，物质生活如此贫穷，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其实支撑他活这么久的不是物质生活，不是吃饭，而是他的这种品质。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用这样的叙事角度使人物显得更真实、亲切、可信。这篇小说除了用大量笔墨描述格斯拉先生高贵的灵魂之外，还花了不少笔墨写“我”对格斯拉先生这种品质的感受和认识，以及社会上其他一些人对格斯拉先生的不同看法，小说透露了他的这种品质的巨大魅力以及对世人的巨大影响力和震撼力。首先是“我”，从十四岁开始“我”就在格斯拉先生那里订做靴子，许多年经久不变，也不知订做了多少双靴子，“我”是被他的靴子被他的品质征服了，所以进了他的店，“我”就有一种进教堂的感觉，那么庄严、神圣。面对这样高贵、纯洁的灵魂，人们的心灵也似乎能够得到净化，通体透明，心中唯有虔诚和至高无上的敬意。其次是社会上一般的人，也会在他这种品质的震慑下表露出最真实最纯朴的敬意。“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赊账的时候，他决不赊格斯拉兄弟的账。”最后还写了另一种人——市侩、庸俗、势利的商人，典型代表就是那个把格斯拉兄弟的店面过户去了的年轻人，他替上等人做靴子，是个典型的商人，他是不理解格斯拉先生
的，而且他还嘲弄格斯拉先生的做法，即使是这样的人，他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比他更好的靴子！”“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由此可见他的品质具有神奇的力量。
另一方面人们内心深处还是很怀念这种品质的。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他这样做生意是不能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的，他的这种品质似乎也被人淡忘了，在竞争的年代，在追名逐利的社会，人们是不会像他那样去生活了，但在人们灵魂深处还是常常怀念这样的人，怀念这种没有被名利污染的品质。是呵，在为名利而熙熙攘攘的生存中，人们还是渴望有一种纯净的东西在灵魂的一隅静静地歌唱，轻轻唤起他们心底最温柔最透明的情愫，犹如童年时的一支歌谣，少年时的一个梦想……
格斯拉兄弟尽管在社会大生产潮流的冲击下悲惨死去，但他的生命已经超越了这种悲惨，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品质如一面旗帜，昭示着一种高贵的精神，昭示着一种坚持的理想，愿这面旗帜在人类精神的领空上高高飘扬。
陈水明，朱红英，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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