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坦利·费什的“感情文体学”
斯坦利·费什1970年在《新文学史》杂志上发表的《文学在读者：感情文体学》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一篇重要文献，“感情文体学”是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并加以详细阐述的理论，本文主要结合这篇文章对他的这一理论进行论述。
费什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感情文体学”首先强调作品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是自成一体，给人以完整无瑕的错觉。印在纸上的一行字、一页字、一本书，都是显而易见地存在着的，可以随人们任意搁置，因此它仿佛是唯一能够容纳我们能与它联系起来的任何一种价值和意义的贮存库。但实际上，文学作品是一种活动艺术。“所谓活动艺术，原指当代西方一种艺术风格，特别指雕塑类艺术作品中对活动材料、照明、音响等的运用。这种艺术的特征是使观众意识到作品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着的物体（因此也就不成其为‘物体’），同时使观众意识到自己也在相应地变化，从而使观众不得不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一种现实化的感觉。 [1]费什把文学比作这样一种艺术，认为虽然我们经验了它的实质，但它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却使我们难以看到
它的实质。书架上放着书，图书馆的目录上列着各种图书名称——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把书视作静态物体。当读者把书打开后，他会不由自主地忘记阅读它，因为它是在一直运动着的（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行一行地变为往事），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忘记自己也是随着它一起运动的。费什指出，把“诗歌本身当作具体的评论对象”这种批评方法则将上述那种忘却发展成了一条原理；这种批评方法的“客观性”，是一种颠倒了的客观性，因为它完全忽略了阅读活动这一客观事实。
因此他认为意义不在作品本身。他认为，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部小说、一首诗等等）的意义与它的词的意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句话所传递的信息只是构成意义的成分，但绝对不等于它的意义。一句话的经验——它本身的全部经验，而不是对于它的任何评述，其中包括批评家对它的评述——才是它的意义。在费什看来，意义不是一种人们可从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中获取的东西，而是人们在阅读过程中的一种经验。这样，文学就成为在读者头脑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客体。“能使一本书具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地方，是读者的头脑，而不是一本书从封面到封底之间的印刷书页或空间”。
基于他的上述观点，他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忠实地描述阅读活动。费什认为批评的方
法就其概念而言，不过是严格而又公正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词（短语、句子、段落、章节、小说、剧本、诗歌等等）起的是什么作用？而在具体运用时则必需对读者在一个接一个读这一系列词的时候不断发展的反应进行分析。每段话中每一个词都有它的特殊的强调之点。读者对一行诗或一个句子中的第五个词的反应，在很大程度是他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词的反应的结果。反应范围包括一连串词所引起的每一种活动：对于句法和词汇的种种可能性的预计；这些可能性后来的发生与不发生；对所提及的人、物或概念的态度，这些态度的对立面或疑问之处，以及其它等等。批评家在对阅读经验中的任何一个时刻进行评述时，都必须考虑到以前发生（在读者的头脑中）的一切，而以前每个时刻发生的每件事又都是处于更以前发生的一切积累而成的压力之下（批评家还必须考虑实际阅读经验之前的种种影响和压力，诸如风格流派问题、历史渊源问题等等）。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是对阅读经验的“时序”的重视，读者的反应被看作是随着这种时序作出的，而不是针对整个一句话作出的。就是说，不论这句话长短如何，读者总是在某一点时间上仅仅读到第一个词，然后第二个词，第三个词，如此等等。而过去大多数批评方法由于是在抽象的高层面上进行的，意义经验的基本资料也就因此被忽略了，并且变得难以发现了。只有以行为和发生的事情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才是真正客观的，因为它承认意义经验的流动性和“运动性”，更因为它使我们注意到行为发生的地方——读者的积极的和活动的意识。
由此他认为有可能建立起关于读者反应的批评标准。费什虽然承认读者是一切可能的正确意义的来源，但是他并没有断言读者的反应是完全自由的，不受文本限制的。他认为具有充分的反应能力和自我意识能力的读者，亦即对文本中的信息可以作出正确反应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能够熟练地讲写成作品本文的那种语言；（2）充分地掌握‘一个成熟的……听者在其理解过程中所必须的语义知识’，包括词组搭配的可能性、成语、专业以及其他方言行话之类的知识（亦即作为适用语言的人和作为语言的理解者所具有的经验）；（3）文学能力。这就是说，作为一个读者，他在将文学活动的特性，包括那些最具有地方彩技巧（比喻等手法）以及全部风格内在化的过程中，具有丰富的经验。这些条件实际意味着意义的产生还是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的。” [1]因此，费什认为，关于读者反应的批评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的一些观点，尤其是“语言能力”的观点，即认为有可能对每个人都具有的语言体系的特点进行描写的观点，有着相通之处。如果操某种语言的人都具有某种他们每个人都已使其内在化了的规则体系，那么理解必定会按照大家共有的那个规则体系进行。既然这些规则对（语言的）生产起着约束作用——确定把话语划分为“正常”、“异常”，“不能成立”等等之间的界限——那么它们对反应的范围乃至方向也必然会起约束作用。这意味着由于有了这些规则，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可以预料的，是有规范的，因此也是可以分析和评价的。
感情文体学针对的是兴起于六十年代的文学文体学批评专注作品语言分析，以确定作品意义的作法，但费什提出的问题却涉及对意义和文学本身重新予以界定这样一件大事。如果意义不再是作品的一个特性，而只是读者活动的产物，那么要回答的问题就不是“诗歌含有什么意义？”甚至不是“诗歌起什么作用？”而是“读者怎么产生意义？”
但他的批评模式存在着两个重大问题。首先， 费什的分析模式特别强调时间流的重要。他认为读者一个接一个地按顺序接触词，对每个词进行反应，而不是对整句话作出反应。而记录下读者对每个词的反应有利于“减缓阅读经验”，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被忽视的乃至“前意识”的反应活动，根据费什的理论，所有原始反应都富有意义，它们的总和构成话语的意思。这种对原始反应不加辩别一律视为意义的组成部分的做法失之偏颇。在很多情况下，原始瞬间的反应活动是毫无意义不值一顾的。费什理论的另一失之偏颇之处，是他的绝对反对抽象性批评的倾向。费什偏重原始反应，强调批评家应地把这些瞬间思维活动一概记录下来。他断言任何概括性或抽象性的批评都行之无理，因为它必然忽视或歪曲阅读经验。但他的部分论述却与他的理论大相径庭。例如，他对一个句子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个句子里有两种不同的词汇；一种给人以澄清事实的希望，其中包括“地方”（place)、“证实”（affirm）、”地方“（place）、”准确“（punctual）、”推翻“（overthrow）等等；而另一类却不断地使这种希
望破灭……[1]显而易见，费什背离了自己提出的批评原则。作为其分析模式基础的“时间流”已被全然打破：被记录下来的显然不是按顺序逐个接触词时出现的一系列瞬间反应，而是在一定抽象的程度上根据相似和对比的原理挑选出来的两组词。这样一来读者对单个词的反应必然受到忽视（可以想象读者对“虽然”和“含糊的”这两个词的反应有所不同）。但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抽象概括，这些词之间的相似和对照之处得以被系统化地展现出来。这对于揭示文本的内涵及作者写作上的技巧都是大有裨益的。如果遇到篇幅较长的文本，费什的批评手法会更趋抽象。
他的“感情文体学”让人们对文学活动有了更细致的认识，特别是对读者作为意义来源的重视，但他过分强调读者的地位，并想建立读者反应批评的标准，这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做到的。因此理论上的贡献大于批评实践上的贡献，也因此没有他后来提出的“解释团体”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Fish,Stanley Eugene,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 Michael P.Spikes,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3.
[3] 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5]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申丹：《斯坦利·费什的“读者反应文体学”》，《山东外语教学》，1998年第3-4期：25—28感情文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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