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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宇宏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郑州#<***)）
摘要：中国共产党几乎与中国新文学同时诞生，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崭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亿万民众的心理及精神面貌，对文学自身都产生了巨大的和难以估量的作用，发生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化传统，把文学教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整体上的“社会政治文学”；)’改变了文学形象塑造的重心，使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成为文学形象的中心，使原先受侮辱、受损害、被怜悯、被同情的小人物变成为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受尊崇、被赞颂的正面形象；=’使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发生了现代转化；#’引进并创造了基本具有中国特的、完整系统的“反映论”的文学理论体系，使之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文学；古典主义；文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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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年。当我们站在)!世纪的历史潮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的喜庆时刻，回望逝去的)*世纪那汹涌澎湃的历史波澜时，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正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历史的波涛猛烈地涤荡着古老的中国大地，使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古老的民族获得了新生，一个贫穷、愚昧、落后、被掠夺、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自主，获得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和能力，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才得以完成的。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带来了转折和变化，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面貌。本文仅从新文学的新质这一极窄小的角度，来简述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以庆贺党的"*华诞。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文化，也培养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和早期领导人。中国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说，她从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但众所周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长达=*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中国大陆的多数地区而言，中国新文学
都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文学（二者的完全相等，已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中国共产党思想影响和组织领导之外的文学，都一直有相当影响地存在着。如早期的胡适、鲁迅、周作人、冯沅君等以及“礼拜六派”作家；后来的以冰心、巴金、徐志摩、林语堂、李金发、戴望舒、沈从文、张爱玲、张恨水等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共产党的文学思想，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中外文学史上都未曾有过的新面貌，给中国文学的主流涂上了独有的浓重彩。
中国共产党使中国文学发生的重大独特变化，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古典文论中关于文学具有教化功能的思想，且在实践操作中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可以命之为“社会政治文学”的文学。从而，使文学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了极为显著的重要作用
这一点，抗日战争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国内各种社会变革，例如、合作化运动等等的顺利进展及成功，都是很好的明证。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向有重视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传统，孔老夫子讲“兴观怨”、魏文帝曹丕更说什么“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韩愈的“文以载道”，元末高则诚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开场语），梁启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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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宇宏（），男，河南修武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现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等等，都是典型的、很有影响之论。但这些论述还不免有笼统空泛之嫌，中国共产党的文学理论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这一观念。
党把文学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将文学工作当作“革命的有力武器”、看作“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党的文学观还具体解决了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表现的基本内容、作家的立场观念、思想感情转化等一系列问题，这样，就使关于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思想更加具体、充实和系统化了。
充分发挥文学的教化功能，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传统文学教化功能思想之所以显得空泛，主要是它一直只停留在思想意识的层面而未能到具体落实的途径、没有落实到每一个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她的各级组织成员把广大作家团结起来、把他们距离不等却无一例外地连接到一定的组织之中，如“左联”，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级作家协会等。不仅如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在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中国，党还把作家们纳入到一定的社会体制中，使他们从自由
职业者变成为在一定单位领取固定报酬、级差序列有别的“干部”。正是这种由相对松散到日趋严密的组织，才使分散的、从事个体劳动的作家们结成目标统一，某种意义上也是号令一致的军队，把理论思想的一致变成一致的行动。从而实现文学社会政治目标功能最大化、文学教化功能值的最大化，也实现了文学教化功能观的质的飞跃———由单纯的理论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现文学教化功能值的最大化，还与党竭力使文学最大限度的通俗化、大众化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文学事业的领导工作中一直强调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年代末#%年代初，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大规模争论，$%年代初《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普及”问题的强调、对充分利用“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强调，此后，对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李有才板话》及赵树理创作道路的推重等等，都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通俗化、大众化进程。以致于新中国建立之初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以最传统的章回体、传奇方式写作的，如《新儿女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
《铁道游击队》等。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对实现文学教化功能值的最大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这一问题展开来认真叙述，肯定可以写出一部分量很重的大书；而我们这里只能给以最简括的说明，那就是：文学本身确有社会教化之功能，也的确能够服务于社会政治变革以及不同范围、层次的政治斗
争；但这并非文学功能的全部，甚至通常情况下也并不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功能。所以，新时期之初，党在纠正以往各种左倾错误的同时，也修正了长期贯彻执行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
路线，而将其变成较为宽泛准确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除了时代背景根本转变的原因之外，党的文艺路线的这一巨大转变表明了党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完善。既然文学作品是作家思维的产物、是作家意识活动的结晶；作为社会人的作家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受制于一定的政治。所以文学离不开政治，不可能脱离政治。但政治既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更不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全部。更何况还常有错误的政治路线得逞于一时呢！因此，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要求全体作家、全部文学活动都去“从属于政治”，
“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于具体的政治任务；文学作品只要有一个大体正确的方向、健康的社会内容和明朗的情感基调，就应当允许其存在。这不仅是个文学理论的认识问题，还有一个现代法理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台《新闻出版法》，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党内的，并不等于全社会的；无论是对党内外作家的要求，还是作为社会先进体的中共党员与普通众的不同需求，都是不同、也不应当完全相同的。对于社会而言，凡是不违背法律规定的，都是应当允许其存在的。至于倡导，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而倡导的，总是最优秀的；却不是要求人人、事事都必须做到的！就此看来，虽然目前我们的立法尚不健全，但即使是对文学艺术而言，法制观念、法制意识却着实是在或隐或
显地生长着。在社会高层那里，自然尤其先行一步。
第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中国文学形象创造重心的转变。用伟人当年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
“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塑造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学形象为中心的状况，变成了塑造以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现在成为社会变革主要推动力量的、广大基本众的文学形象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除少数民歌外，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一直都是文学作品的“边缘”人物，很少进入中心的位置。这一点，即使最优秀的作品也不例外。例如，古典作家中公认最具人民性、被称之为“诗圣”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以底层贫苦民众为抒写对象、能数得出来的，也就“三吏”“三别”等一些诗篇；而“新乐府”运动的首领、身体力行者白居易，写贫苦民众的也就《观刈麦》、《卖炭翁》等有数的几首。在其他叙事作品，如最优秀的所谓“四大才子书”及异常卓越的《红楼梦》等作品中，情况似乎更惨。就连被称之为专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于此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其中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贫苦农民。李逵虽出身佃农，本人却是个“小牢子”、监狱看守。他地位不高，可力气大、武艺高、脾气暴躁，周围谁也不敢惹他。其他一些同样看似身份低微的小人物，如江州渔民张顺、石碣村的阮氏三雄、“级别”相当于村长的“保正”晁盖等，其实也都是当地很有势力、谁也惹不起的刺头儿或行业一霸，至少经济上决不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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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罪；他们的表顾大嫂更是厉害的了得，联合了几家亲戚就砸了大牢、烧了府衙、反出了州城。看来，连貌似孤苦伶仃居住在乡间的解氏兄弟，也不是可以随便招惹的善茬……也就是说，从社会关系看，他们都不算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困窘无助者。即使这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记，
《水浒传》就算是一部以塑造社会底层贫苦众造反者形象为中心的优秀作品，毕竟那也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形象体系的基本状况，反倒使这一问题本身更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文学形象塑造的这一情况，到“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初始有所改观。新文学作家虽多抒写贫苦小知识分子自身的落魄、苦闷和不自由，但由于新文学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都程度不等地具有“劳工至上”或“劳工神圣”的意识，新文学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描写、塑造过底层贫苦民众形象。例如，
《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发起过关于洋车夫的同题写作活动，胡适也亲自上阵发表诗作；就连以写风花雪月的爱情诗、闲适诗出名的“绅士诗人”徐志摩，也写出过以矿工为题材的诗篇。而伟大文学家鲁迅则是其中更为杰出的代表。在《呐喊》、
《彷徨》两部小说集中，共有作品!"篇，除去两篇动物题材的童话，有#篇都是写社会底层贫苦民众的，几近$%&。更为可贵的是，他在《一件小事》这篇小说中，以极其崇敬的心情歌颂了那位不知名的、拉洋车工人的高贵品质！这样的劳苦大众形象，这种抒写的情感态度，或许是此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所绝无仅有的；底层民众的形象不再是委琐的、渺小的、无助的、卑贱的，被怜悯、被同情的，文学家也不再
是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之人。而正是这种崭新的基层民众形象、作家这样一种塑造劳苦大众文学形象颂扬式的情感态度，开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文学形象塑造目标的先河。
如果说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描写的洋车工人形象，还仅仅表现了做人品质的高尚，那么，在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学主张中，则更强调对底层工人、农民在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高大英雄形象的塑造。他们有着历史的开创精神、主动性，有着英雄主义的气概，有着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各种优秀品质。因而，他们是高大的、令人景仰的，甚至是远远超乎常人的！《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中的黑老蔡、杨小梅，
《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白大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王强、鲁汉、小波，《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
《苦菜花》中的母亲、娟子，
《红岩》中的江、许云峰、“双老太婆”，还有一批是穿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杨子荣、孙达德，
《红日》中的秦守本、石东根等等。以上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英雄，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李双双》中的李双双、《艳阳天》中的萧长发，直至《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如果说革命战争时代的英雄主要突出的是他们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以及对敌斗争中的大智大勇；那么，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英雄”被突出的，主要是他们的大公无私精神和高度自觉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巨大的震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社会的各个阶层发生了新的位移变换、分化组合。现代革命史中的英雄人物，其相当大一个多数也的确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因而，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文学形象塑造主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简单化的理解这一文学主张，将有违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特性，也有违于历史变动的复杂性。而强调写英雄、强调塑造来自底层的英雄，并以此来完全排斥其他类型（例如“中间状态”）人物形象的塑造，既不合于社会实际也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而且，英雄总是代表着理想的指向；文学作品的英雄形象往往带有极大的理想成分。因此，对于这一文学主张的过分强调和推重，都会使整个文学领域的理想氛围过于浓重，从而拉大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影响文学认知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英雄文学形象的理想彩过分浓重、即将英雄形象神化，会使其过于高大完美、过于高不可攀、难以亲近，从而远离民众、丧失文学的感化功能。同时神化的英雄、高大神奇、无所不能的英雄会给平民读者带来精神压抑，产生英雄崇拜意识，患上精神侏儒症。这或许是塑造英雄形象倡导者始料所不及的。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文学实现了由古典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历来很少有人问津，它给人的直感是：中国老祖宗没总结，用西方的任何现成概念又都套不上。为叙述方便，这里暂用古典主义以代之；并非定认，以待方家）向现代创作方法的转化
中国现代文学中强劲的现实主义之风是由共产党催动的。这个催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冲击波”。第一个“冲击波”在辛亥革命后到!%年代初期。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人就曾大力提倡写实主义；’#’"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发表介绍自然主义的文章，认为自然主义是对写实主义的发展，对自然主义深表“赞同”；’#!!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杂志上，对自然主义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讨论，其主调是宣传、推重自然主义；茅盾则是这场讨论的主将［"］。第二个“冲击波”在(%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以倡导苏联作家协会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要内容。(%年代初期还仅仅是介绍，是在左翼进步作家中宣传，$%年代初则是很明确地在提倡。例如，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谈到统一战线和团结的问题时论述说：“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一些。”［)］这里，实际上是暗含着阶级分野、政治态度界定的一种提倡，其分量自然可想而知。第三“冲击波”发生在"%年代中后期，在文艺界曾声势浩大地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理论期刊上、又是在创刊号，其权威性自不待言；且政治上恰乘“反右”斗争之余威，整个社会又处在“全面”的氛围，处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亢奋背景下。于是，这
(
第$期韩宇宏：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文学
联想到!"年代末“拨乱反正”初期的现实主义思潮、#"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及后来以河北“三驾马车”、湖北刘醒龙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回归潮”，认为这些也应当作为“冲击波”来叙述。我之所以没有将其列入，是觉得与上面三次“冲击波”相比，它们有着并不相同的动力源和冲击力度。这是需要有所辨析的。
我觉得，创作方法问题至今还是个有待理论界努力解决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年的倡导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颇；有人指出的“现实主义至尊论”、乃至“唯一论”［!］，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把某些创作方法，例如各种现代派创作方法，统统划归“腐朽的资产阶级”，也确有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之嫌。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最初积极倡导引进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于打破古典主义一统天下的陈旧格局还是极为有益的，并且也由此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何况，就中国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而言，倡导引进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也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这个历史性的功绩是不应轻易抹杀的。实践证明，科学的态度应当是不拘一格、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应当以是否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为最终目的，而根本不该单纯就创作方法去评优劣、定高低。借用经济界最流行的话语就是：
“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所幸，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实践，也正是如此。诚如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所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徐志摩爱情诗第四，引进、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并将其置放于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
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自足性的文学理论体系，近现代以来也没有创造出自己成系统的文学理论。虽然各种理论引进都在进行，但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或因原理论资源本身欠缺，或是引进后的整合功夫不够，总之各种文学理论都缺乏系统的完整性。只有中国共产党所引进、并整合完成的“反映论”的文学理论是个例外，只有它在文学界深深地扎下了根。数十年来，
“反映论”的文学理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各种不同版本对之进行阐述的理论著作也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差异和各自的缺陷，这一理论在数十年的具体应用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颇，有的甚至酿成过巨大的灾难。但比较而言，
“反映论”的文学理论还是最完备、最系统、最具自足性的。它回答了从文学发生、本体特性、创作过程、创作方法、文本构成、体裁分类、语言特征、批评鉴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顾及到了文学对象、创作主体、文本、接受等文学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迄今为止，没有哪种理论比它更完备（它们或许在某一点上是深刻的、具有巨大真理性的，但在整体环节上却是存在重大缺憾的。例如潜意识论、原型批评、新批评论、现象学、接受美学等等），因此，在实践中也鲜有能将其取代者；只要全面系统地分析评论文学作品，就绝对离不开“反映论”社会学的文学理论。
反映论的文学理论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到目前为止，这个哲学学说，还是人类观察了解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最有效的
思想武器。$"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曾发生过剧烈的震荡，出现过“方法论年”“文学观念年”。这对于我们努力吸纳各种最新理论，丰富充实我们的头脑，活跃我们的思维，是极为有利的。但是我觉得（许多学人也都和我有同感），这所有新的理论都只是使反映论更为丰瞻和缜密，而难以动摇绝大多数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论哲学基础。人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他的一切活动都不可能摆脱社会性的制约。当我们说“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时候，的确是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解读作品、愉悦性灵、了解作家（哪怕是最隐秘）的内心世界，都是有益而无害的。只要我们将“反映”理解得更宽泛、更复杂，而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简单化；只要我们承认，审美愉悦也仍然是人的一种社会性的意识活动，喜怒哀乐归根结底都包含着丰富深广的社会意蕴。以往数十年文学战线上所发生的种种理论谬误，现在看来，其过错并不在、至少不全在这一文学原理论本身，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在各种错误的、线形思维的理解和有意的歪曲。当我们廓清了笼罩在文学反映论上的种种雾瘴之后，我们便具有了更清醒的头脑和更稳固的理论坚定性。
回顾新文学$"年的历史，无论在文学实践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都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也出现过种种挫折和谬误。$"年的经历一定会使我们更加成熟，$"年的风雨也必然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性。
我们既不会再干那种认腐朽为神奇的傻事，也不会再做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也一起倒掉的蠢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未来的文学一定会更加葱郁繁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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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少咏］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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