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口“弄潮”的由来
我国古代钱塘江口“弄潮”由来久矣!成书于唐代元和八年(813)或九年(814)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钱塘县“浙江”(即钱塘江)条云:浙江“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长庆二年(822)至四年(824)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其《重题别东楼》诗中也有“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沾
弄涛旗”之句,并自注云:“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既已习惯成俗,而且动辄“数百里士女”“共观”,足见由来已久。
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认为杭人弄潮始于春秋。该志卷十“浙江”条云:“《秦纪》‘始皇东游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度’。始皇周游八极,尝渡海观日虫,而浙江水波恶,不敢径渡,以此知钱塘江足为天下之险矣。盖其涛山浪屋,吞天沃日之势,挟以怒潮,鼓以烈风,虽长江大海无是也。又按《夫差内传》,‘吴王赐伍子胥死,乃取其口,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势不可御’。于是仲秋既然,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戏,盖始于此。又《越王外传》云:‘越王赐大夫种死,葬于西山之下,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审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按此所载,虽若荒唐,然二子以忠愤激烈,抱冤万古,与潮俱壮,如孟津阳侯之类,理或有之也。秋中潮愈怒,吴人轻生者,乃无故以身试怒潮,名为弄潮。”上述《秦记》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夫差内传》及《越王外传》分别为《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和卷十《句践代吴外传》,孟津为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之东,阳侯,高诱《淮南子·览冥训》注云:“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水而死。其神
钱塘江潮水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
诚如施谔所说,所谓子胥兴潮虽属荒唐,但作为对死者的一种怀念,进而举行祭祀,再而出现弄潮,却是完全可能的,理由有三。
(一)钱塘江口杭州,乃是春秋时期吴越民族的生活地域。吴、越民族是在石器时代跨湖桥先民,河姆渡先民、良渚先民等等先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一个民族,是一个擅长水上生活的民族。跨湖桥先民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之前,已经能够制作独木舟,杭州水田坂遗址仅一条水沟当中能取起出土的木桨就有4支,而且有宽翼、窄翼两种。按照先有舟
后有楫的民俗学理念,水田坂的良渚先民也应该制作了独木舟,只是还没有被发现。独木舟、木桨的创制,是先民们长期水上作业知识和经验的结晶。与杭州相近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骨相当丰富。但明显属于捕鱼工具者却仅出土了几件小型鱼镖,鱼叉、鱼钩、网坠之类很少有见。可能河姆渡先民除了采用鱼镖、木矛、竭泽而渔外,还能采用其他方式甚或徒手捕鱼,可能有出乎我们意料的高超水上功夫。
长期的水上作业,形成了吴、越民族“断发文身”、跣足不冠等独特的生活习俗。这一类记载先秦文献屡见不鲜。《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亦说其“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应劭注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说苑·奉使篇》记载有一则越国使者诸发出使梁国(即魏国)的故事,说是诸发至梁,梁臣韩子传话说:“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回答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梁王听后,立即“披衣出见诸发”,并为此驱逐了韩子。这则故事流传很广,《韩诗外传》卷八第一章也有记载,只是越国使臣名为廉稽,出使的国家为楚国。“文身断发”成了吴越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谭其骧教授曾经说过,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是同一个民族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即伍子胥所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属,习俗同,言语通” ① ,吴国“顾在后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 ② ;越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 ③。环境的险恶,生活的艰辛,长此以往,使吴、越民族练就了一身精堪的水上功夫,因而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和能够“溯涛触浪”的“弄潮儿”,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吴越文化之一绝。
(二)吴、越民族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 ④ 。《越绝书》卷四《越绝计倪内经》云:“浩浩之壮,潮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言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所以尤其崇拜水神。广西左江流域岩怀山有一幅大型的古代岩画,整幅画面共有三条船只,乘船者皆侧身前伸,腿稍弯曲,前后成一排,动作一致,富有节奏感,似在船上且歌且舞,又似春棹击水之状,船前后两边,各有一歌舞者,场面隆重而热烈,反映了古代骆越(越人的一支)祭祀江神的场面。越王句践在灭吴以后,首先想到的也是“春祭三江,秋祭五湖” ⑤ 。伍子胥自被害以来,一直被视为潮神,祭祀自当更为隆重。文献中大凡记载“弄潮”的文字,不说“迓子胥”,便说“迓(潮)神”。《后汉书》卷八十四《曹娥传》记载上虞人巫祝曹盱“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波溯涛迎婆娑神”,文中“婆娑”指舞蹈。《诗·陈风·东门
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传:“婆娑,舞也。”所以“迎婆娑神”应为“婆娑迎神”。此神,《困学纪闻》引《曹娥碑》作“伍君”,《艺文类聚》引《会稽典录》作“波神”。按照上述,此神即“波神”,即“伍君”,亦即伍子胥。
(三)关于伍子胥祠的地点,《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云:子胥之尸“浮于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胥山所在,《史记》唐张守节《正义》引《吴地记》云:“胥山,太湖边胥湖东岸山,西临胥湖。” ⑥ 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云:“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 鱼皮裹吾尸,投
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俗云,与钱塘潮水相应焉” ⑦ 。北魏郦道元《水经·浙江水注》持钱塘江边胥山(今杭州吴山)和太湖边胥山(今江苏苏州西南)两说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