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1847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当这个“幽灵”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初了。
1905年，一位名叫朱执信的人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1908年，在东京的《天义报》上有人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在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1919年8月，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一篇名为《社会问题》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原因不在于文章本身，而在于它的结尾处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作者是年仅19岁的张闻天……
然而，直到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此时，中国共产党已处于“胚胎期”，要成立党，要了解、宣传共产主义，怎么可以不读《共产党宣言》呢？
最先想着这件事的是戴季陶。早在日本留学时，他便买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读过之后，已掂出了此书的分量。他曾试着想把它译成中文，但开头第一句话就把他难住了，译来译去总觉得不够贴切，于是便放下了。因为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1920年初，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他想在该刊上连载《共产党宣言》，然而，让谁来翻译呢？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力荐自己的密友，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这是一个难得的书生：脸黝黑，身材瘦削，形同农夫。年幼时还跟人学过武功，据说轻轻一纵，即可跃过两张八仙桌。此时，他刚刚结束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学生活，受聘在沈钧儒、叶圣陶、朱自清先后执教过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老师。
1920年春节，陈望道怀揣着戴季陶给他的两本《共产党宣言》——一本日文版和一本英文版，回到了他的老家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躲开亲戚朋友，避开交际应酬，钻进了老家的柴屋。两条长凳上放一块铺板，是书桌；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他无视四周墙角布满的蜘蛛网，更顾不上打扫墙壁上一寸多厚的积尘，便很快进入到他的翻译天地之中……
与戴季陶一样，第一句话就让他绞尽了脑汁，他一会儿翻阅《日汉辞典》，一会儿又翻阅《英汉辞典〉，字斟句酌后，终于译出了一个精彩的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江南的春寒，不时袭进窗户。心疼儿子的母亲给他灌了一个取暖的“汤婆子”（一种内盛热水的取暖器具）。本来就爱抽烟的陈望道，此时更是一支接着一支，每抽完一支烟，他便要用茶水冲一冲自己的指头——这是陈望道独特的习惯。桌上的宜兴紫砂壶里，每天更是要添加好几次茶叶……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大功告成。拿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和刚收到的《星期评论》寄来的聘请他为编辑的聘书，他兴冲冲地来到了上海，正当他与陈独秀、李汉俊（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一起对译稿作最后的校订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星期评论》因发表“过激”
言论而被迫停刊。已风行全国，订数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还未来得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被反动政府扼杀了。
所幸的是，陈独秀来沪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即迁到上海，还未来得及上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结果成了《新青年》的一支“笔”。除了编辑《新青年》外，他们心里着急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尽快将《共产党宣言》付印。随着《星期评论》的停刊，局势已显得紧张，公开在《新青年》上登载《共产党宣言》，肯定会惹来麻烦。
1920年7月，陈独秀到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量此事，最后，由魏金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不久，在上海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出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印刷厂——“又新印
刷所”。该所承接的第一笔“业务”，便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印刷。8月，初版印了1000册，人们竞相传阅；9月里再版，又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党？可以想象，这本书给当时尚在萌芽中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怎样的一场及时雨。
书出版后，陈望道给周作人寄赠了两本，其中一本，请他转给鲁迅（周树人）。鲁迅当天就读了，并对周作人说了这样的评语：“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
1863年有了俄文版，1885年有了丹麦文版，以后又相继有了西班牙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如今，《共产党宣言》终于有了中文版。
“幽灵”东行，开始了在中国的“徘徊”。
1848年2月，一部划时代巨著《共产党宣言》公布于世，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由于《宣言》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因而它的诞生就像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复杂和曲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这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一种刊物。该报很早就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消息。随后，它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并把它们通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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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文中关于“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内容意译（今译“资产阶级”）。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告知清政府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同时还规劝清廷当权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无意之中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
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在所谓“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旗号下，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行君主立宪政体。
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
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之处在于，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认识，因而他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诩，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尽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4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五号上，宋教仁也以犟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蝶生为笔名，在《民报》的第七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10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十五号上，刊
登了民鸣所译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就《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编者按语说：“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
上述《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则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说在介绍
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了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时，一方面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十六期上发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
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Ｍａｒｘ和Ｅｎｇｅｌｓ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无产者与共产党”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也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而他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
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产生谈起，并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方面来。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
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便离开此地，回到故乡义乌分水瑭，因受约
《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当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便四处物合适的译者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日文本译，同时参考英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望道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当李汉俊校毕，又送陈独秀再校，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评论》的进
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面世。
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一时成“洛阳纸贵”。
《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给《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在何处，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了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