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治校理念与他的哈佛渊源
作者：盛 媛 张建新
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23期
        摘 要: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在汲取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治校方略,推进办学实践,使浙江大学从一所小规模的地方院校发展成为人才荟萃的著名高等学府。
        关键词: 竺可桢 治校理念 哈佛大学管理模式
       
        1936年,竺可桢被当局任命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在他执掌期间,浙江大学由普通国立大学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发展到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哈佛大学入学条件共二十七个学系,副教授以上教师从七十人增至二百余人,学生数由七百余名增至近二千名;学校物理、农学、数学、化工等专业在国内名列前茅,并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
        作为科学家和学者的竺可桢,虽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有关大学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但却拥有非常系统和成熟的治校理念。这其中,如重视教授、导师制、培养通才等教育理念及实践,不得不说深受他曾就读的哈佛大学管理模式的影响。
        一、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1869—1909年担任哈佛校长)曾指出: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1]因此,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提高教师工资,不惜重金聘请最优秀的人才,并为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最好的条件。在艾略特任校长期间,虽因改革校务和保守派展开多次激烈争辩,但却未曾因师生持不同意见而挫伤任何人,更未曾有人因在学术上和校长有不同见解而受非难或排挤,其结果是学术自由蔚然成风。
        竺可桢校长也坚信好的教授是办好大学的重要基础,他在就任当天的演讲中即提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责任,自然会养
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养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2]因此,他明确表示:“本人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3]
        为请马一浮到校任教,竺可桢曾三顾茅庐而未成,但西迁途中当马一浮颠沛流离之时,他派专人将马老迎至校中;植物生理学教授罗宗洛要求带4个助手一同到浙大,尽管当时学校编制紧、经济困难,竺可桢仍是欣然同意。面对各种政治上的因素,竺可桢明确声称:“校中用人,素不管党派如何耳。”
        竺可桢不仅注重教授的选聘,而且坚持教授治校,充分发挥他们在学校中的作用。浙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代表组成,教授代表每年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学校成立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也由教授担任负责人,分任经费预算、章则修订、图书设备、招生、训育、福利等各种具体事务。竺可桢还经常通过开座谈会、个别交谈等形式听取教师的意见,以改进自己的工作。
        抗战期间,尽管生活极为艰苦,竺可桢仍极尽最大的努力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教师的生活水平。苏步青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样的校长,他把教授真当作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呢?……说心里话,从那时开始,我已完全与竺校长一条心了。从此
以后,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我都毫不推辞。”
        二、试行导师制
        1916年,劳威尔(Abbott Lwrence Lowell,1909—1933年担任哈佛校长)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度引进哈佛大学本科教育。导师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学生的学业,导师通过和学生的频繁接触,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竺可桢在哈佛求学期间,正是劳威尔的导师制取得成效之时,“这种导师制和普通考试的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程度有不少功效,现在已慢慢适行于美国各校了”。[4]“从哈佛大学历年校长报告,我们可以晓得该校行了导师制后,学生成绩比以前优越。至于训育方面,行导师制更易见效”。[5]因此,为了建立一种教训结合的教育方法,竺可桢决定采用哈佛的导师制,由一个导师带若干个学生,导师在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的同时,也对学生生活的道德、品行负责。他在对学生的演讲中这样讲道:“有人可以问为什么我们要实行导师制?所谓熏陶人格,这句话还是空的,对于这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
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三、推行通识教育
        劳威尔曾说:“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他建立主修(Concentration)和分类选修制度(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要求学生在整个16门课程中,必须有6门集中主修某一个学科或领域,4门则需在文学、自然科学、历史、数学四个分类必修之中选修一门;另外6门可以自由选修。
        竺可桢在哈佛接受的就是劳威尔的主修和分类选修制度,因此哈佛的通识教育理念可以说是竺可桢通识教育思想的启蒙。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6]因而他提出大学教育不宜过早分别系科,而应着重培养学生宽厚扎实的基础。基于竺可桢的这些主张,浙大进行了重基础、强调文理交融的教学改革:一是在课程设置上,打破文理畛域,将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如中国通史等列入基本必修科目。大学教育要培养的是通才,知识结构不能是单一的,必须在本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兼学其他,以达到沟通文理和扩大知识面的目的。于是,院与院之间,系与系之间,不像有些大学那样文理壁垒森严、阵营分明。二是加强了基础学科的教学力量,选派“第一等”的教授去为一年级新生讲授
基础课。三是建立主辅修制度,允许学生跨院系选修课程,他到浙大后即成立课程委员会,议决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采用学分制的办法规定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自由选习课程,以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中至少各选若干学分为原则。
        美籍华人学者、浙大校友谢觉民先生曾言:“民国以来,中国有两位杰出的教育家。一位是蔡元培先生,恂恂儒者,胸怀宏大,在军阀时代,创办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首开风气;聘请教授,新旧并蓄,对中国教育有开山创基之功。另一位是竺可桢先生,高风亮节,廉洁自守,在对日抗战期间,主持浙江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绝,以至人才辈出,功不可灭。”[7]作为早期海归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竺可桢校长会通古今,阅历中外,扬长避短地学习和借鉴哈佛的某些先进教育理念和大学管理方式,探索治校方略,进行办学实践,使浙江大学从一所小规模的地方院校发展成为人才荟萃的著名高等学府。“一代楷模,风范永存”。
       
        参考文献:
        [1]郭健.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4.
        [2][3]樊洪业,段异兵.竺可桢文录[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71,72.
        [4]竺可桢.竺可桢讲演词[J].国立浙江大学日刊,1936:250.
        [5]竺可桢.中华民族之必能复兴[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250.
        [6]沈文雄.看风石舒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7]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