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学”教育的探索
戴中璧
（江苏科技大学，江苏镇江212000）
［摘要］大学思政教育对于流行多年的成功学，总体上宜持肯定的态度。鉴于在教学目的、学科气质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有条件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引入成功学的某些理念、内容和方法。但是，教师在运用成功学知识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时应当运用科学的理论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尤其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思政理论课成功学教育大学生成长
1成功学及其在我国的传播
不论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还是个人只争朝夕的短暂一生中，成功总是这样让人着迷。什么是成功？我国古代儒家对于成功的代表性看法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实现成功的典型过程亦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马克斯·韦伯对于成功的理解则是：发挥天赋，遵守天职，合
法挣钱、勤俭理性，荣耀上帝。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引用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来表达这一思想“（米迦勒对亚当说）将你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加上信仰、德行、忍耐、节制，此外，还加上爱……这样，你就不会因离开这个乐园郁郁寡欢，而在你的内心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由此，近年来流行的“成功学”［1］既是对古往今来有关成功学说的传承和发展，又是当代背景下大众心态和社会思潮的一种体现。
所谓“成功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名称，也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的学科。它泛指对各种激励成功动机、确定成功目标、探索成功方法、总结成功经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一般认为，对成功学具有开创作用的是“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和“百万富翁的创
造者”拿破仑·希尔。前者的代表作有《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沟通的艺术》等，卡耐基尤其注重人际关系对于事业成功的作用。而后者的代表作有《思考致富》、《人人都能成功》等。希尔通过对爱迪生、福特、洛克菲勒等500多位政商界成功人士进行访谈，归纳出积极的心态、明确的目标、多次的实践、正确的思考方法等17条关于成功的“黄金法则”。
成功学在我国的传播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正暗合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的日新月异和思想解放的滚滚浪潮。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完成了对卡耐基、希尔等国外成功学经典书籍的翻译和介绍。第二阶段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式成功学”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
程中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时，商界名流著书立说，成功学遂成显学。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罗永浩的《我的奋斗》是这一时期销量巨大也毁誉参半的本土成功学作品。曹东勃副教授认为，这三部作品具有如下共性：其一，预设的读者对象是青年大学生。其二，写作体例都带有自传性质，将个人经历及价值取向隐含其间。其三，李、唐、罗在诸多言行、立场、观点上并不一致，但其著述所内涵的成功学指向却达到了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某种程
度上甚至成为一种“反成功学的成功学”。第三阶段是2011年至今［2］。在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减速、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加剧、互联网异军突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成功学表现出如下新特点：第一，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移动网络取代纸质载体、IT端成为主流，并出现了“罗辑思维”等与成功学相关的自媒体，传播速度更快，受众范围更广。第二，遭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如学者孙圆认为成功学是对表面化“成功人士”的膜拜，对道德的僭越，对心灵的腐蚀。甚至有观点认为成功学是一种“洗脑术”［3］。第三，部分青年对于追求成功本身也发生质疑，出现了“屌丝”心态等社会性自嘲和“丧文化”等反成功主义的思潮。
2成功学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契合
青年大学生初入社会，渴求成功，富有个性，朝气蓬勃。因此，成功学深受大学生的关注并在大学校园里流行了多年。对此，教育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总体上否定成功学的作用。在大学
教育中，成功学已经异化为一种学术浮躁、祛教育化力量。它宣扬了一种追求物质享受和拜金主义的价值理念并使得学生和教师舍弃了教育的本真。另一种观点持总体肯定的态度［3］，主张有条件地在大学思政教育中引入入成功学的理念、内容和方法。这亦是笔者的立场。其理由如下：首先，不可否认，成功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含有相当的消极内容，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后果。但有必要指出，主流和新近的成功学所倡导的仍然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如李开复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出的以诚信的价值观为圆心，由积极、自省、胸怀、同理心、自信、勇气等态度和发现兴趣、努力学习、有效执行、合作沟通等行为组成的“成功同心圆”理论。其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4］：当青年学生出现一种正当的精神需要时，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引导和满足，而是一味阻止他们需要的满足或漠视他们的需要，他们就会被不同于我们提倡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并乐此不疲。那就意味着将青年学生推到对立面。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进行科学引导，
有效地促进学生思考人生规划人生，帮助他们将自己的学生生活与一生的成功追求结合在一起，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再次，从现实的需要来看［5］，目前95后大学生出现了一些与80后甚至
90年代早期“千禧一代”大学生不一样的被称为“丧文化”的思潮，如“葛优躺”所象征的颓废、绝望、悲观、生无可恋，又如沉迷于“王者荣耀”反而对现实世界失去兴趣。部分大学生甚至认同“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很舒服”。这一现象值得教育界重视和担忧。“毕竟言为心声。语言为人所用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思想和情绪。这种消极的解构的话语在大家的相互比拼相互调侃中也相互影响
着每一个人。长期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浸润，不免会沾染消极的情绪，从而影响到对待生活、周边的态度，对于个人的成长以及社的和谐，都有极大的危害。”而主张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成功学恰好是对抗这一消极亚文化的一剂良药［6］。
如何将成功学融入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笔者认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和渠道。这是因为“基础”课与成功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契合之处：
首先，“基础”课的课程目的是帮助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与成功学的目标基本一致。“基础”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课程的重点不囿于传授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更注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并以此为指导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但是在“基础”课的教学中，有时会出现学生无兴趣的现象。缺乏内生的学习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成功学的一大特点也在于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目的也是使人成长成才成功。因而适当引入成功学的内容，通过激发大学生内生的对成功的向往，进而促进他们对自身全面成长成才的关注和实践，和学生产生心理共鸣，变“要我这样”为“我要这样”，从而提升教学效果，使学生终生受益。大学生个人自传
其次，从学科气质看，“基础”课和成功学都主张一种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反对消极庸碌的人生观。不难看出，“基础”课所努力培养的是一个能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的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并坚
持为之奋斗的人，一个饱含民族情怀和时代精神的人，一个拥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人，一个能和他人、社会和谐相处的人，一个懂法守法用法的人。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成功学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成功’的教育却使得学生在这样的痛苦中过活——他们严苛地要求自己，不愿承认自身的欠缺，可事实上却又难以在既定的目标上有所作为。这样不计较可能性地追逐目标，实质上是将拼搏变成了‘赌博’”［3］。对此，笔者认为，成功目标的多元化和追求成功的长期性应当是成功学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基础”课的对象是不满20岁的大学新生，漫漫人生刚刚起航。他们此刻最需要并非与自身与生活妥协的淡然，而是不畏艰险奋力拼搏的进取精神。如果从未努力追求成功，又何谈坦然面对失败？
最后，从教学内容看，“基础”课和成功学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两者都是融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内容的综合性智慧，都表现出某种理性和感性、冷静与激情的统一，都表现出较强的实践性务实性。具体而言：“基础”课中的绪论“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旨在帮助学生成功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可以看作引导大学生确立成功目标和对待成功的态度。而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则是培养他们在追寻成功道路上所必须具备的态度，必须坚守的原则。“法律基础”相关章节则旨在强化他们的规则意识，培养其行为选择能力。这在追求成功或者避免失败的人生道路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基础”课教材的一大特点是内容上均为理论的阐述和道德的号召，而具体的教学案例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均留给授课教师负责完成。因而，将一些成功学的典型案例（如青年科学家颜宁、英国作家J K·罗琳等）或教学方法（如三分钟即兴演讲比赛、无领导小组
讨论等）应用于教学无疑可以丰富“基础”课本身的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3成功学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注意的问题
“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门主要课程。除了综合性实践性外，该课程还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系统性、规范性等特征。“基础”课的根本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理论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必须强调的是，目前国内外的诸多成功学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内容。这是思政课教师在运用成功学知识进行“基础”课程教学时尤其应当注意的。本文认为重点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成功学只是作为有效补充引入“基础”课程教学的，因而不应当破坏“基础”课原有的体系逻辑性和理论完整性。切不可主次不分，甚至宣兵夺主。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当选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成功学材料，而与之不符的理论、案例（如厚黑学等庸俗成功学）都应当弃之不用或作为反面案例运用。
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吴向东教授对此的解释是：第一，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第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与共同控制。第三，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在笔者看来，上述三点尤其是第三点亦包含了马克思对于成功的理解。因
而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基础”课进行成功学教学的理论基础［7］。
第三，走出一元化成功的误区，倡导多样化多层次的成功目标。部分“庸俗”成功学确实把“发财”、“致富”或者“升官”、“管人”作为成功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充斥着“唯物质论”、“唯结果论”、“为速度论”等错误思想。这当然是“基础”课教学中应当反对的。与之相对
应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成功目标。应当鼓励大学生发现并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潜力并顺应时代的召唤。如此不仅更容易获得名利，更重要的是将收获真正的幸福。如：从小就喜欢航模的大疆无人机创始人汪滔，因喜欢整理家务而成为收纳专家的日本畅销书作者近藤麻理惠，他们都是科学确立成功目标的典型。
第四，应当坚持集体主义、淡化个人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实现“中国梦”作为“基础”课讲授成功学的总基调。虽然成功学也提倡同理心、合作沟通等社会交往，但总的来说，其遵循的人生观是个人主义的。甚至个别庸俗成功学鼓吹“穷人羊性富人狼性”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让人不经联想到霍布斯的名言“人对人是狼”。而在我国，社会、集体、个人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发展才是个人取得成功的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学生回信中所指出的：“‘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当代青年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全过程参与者，“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因此，在教学中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社会本位的取向，对成功学固有的个人主义倾向做淡化处理，尽量避免让大学生成为钱理教授眼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尤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极端个人主义和“厚黑学”思想。不仅要讲使个人发展的“成功学”，更要讲使国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第五，在法治观上，应当把法律视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工具。曾经有某位商界大佬说过“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部分人将其理解为为了获得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在将成功学融入“基础”课的过程中，应向学生阐释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律是维
护公平竞争的，越是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努力学习法律，依靠法律，越容易取得成功。相反，越是无视规则，越是试图钻法律“空子”，自己脚下的路反而会越走越窄。如有人为了追求财务自由陷入网络或传销活动，反而倾家荡产。大学生有必要引以为鉴。
第六，传统的成功学往往只强调善、积极、正能量的一面，而忽视了对恶、消极、负能量的防范。有人为了事业的成功，牺牲了身体健康或者家庭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评判自己的行为时，很容易形成某种片面的‘成功学’心态，只是一往情深地把‘成功实现目的’当作最重要的东西加以考虑，而将设定‘防止致命之恶’的正当底线抛到九霄云外”。在“基础课”的教学中［8］，可以向学生讲清楚，追求成功虽然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但并不是全部体现。应在个人的尽力而为，社会、家庭责任的履行以及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之间探索平衡之道。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曹东勃.成功学幻象与价值观迷思：当代大学生成功观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14，（3）：84-89.［3］孙圆.“成功”教育反思［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4，18（1）：45-49，87.
［4］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陈国荣.“成功学”进高校德育的探索［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3）：75-78.［6］夏之焱.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N］.光明日报，2016-09-30.
［7］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1）：29-37.
［8］刘清平.“避恶”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兼论“成功学”与“正当论”的关系［J］.贵州社会科学，
201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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