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红足迹,一建筑一故事之六店旧居
作者：暂无
来源：《公民导刊》 2021年第2期
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宣告失败；那一桩震惊全国的惨案，血洗正义……
但山峦含黛、血脉传承，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更加清晰。
血与火的淬炼 义与志的永生
记者 宋婷婷
策反军阀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这是四川地区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现了党对全川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也掀开了重庆历史崭新的一页。其间，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牵制军阀、配合北伐。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因四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在当时是军阀势力盘据的重要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有刘湘、杨森、邓锡侯等拥兵自重的大军阀，其兵力达35个师、29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约50万人之众。因此，四川军阀的政治态度，关系着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中共重庆地委早已开展对四川各派军阀部队的工作。中共重庆地委在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化军阀部队的计划。在得到中央认可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派人深入到这些军阀部队内部。
1926年9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为总指挥。随后，国民党中央接受吴玉章的建议，委任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朱德、陈毅也先后到四川，加强对军阀杨森的争取工作。
四川境内各路军阀盘踞，为何相比刘湘等人，杨森更受各方关注？原来，杨森有较强的实力，长期盘踞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他的态度非常重要。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的《泸顺起义》中提到，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要求，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简奕曾撰文称，一些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对杨森一度寄予希望。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当年7月中旬，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朱德，因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森向其允诺“虚位以待”，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做杨森的工作。
但杨森摇摆不定。他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工作，陈毅因此被派遣到万县。另一方面，杨森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长之情，又对吴抵御北伐军抱有幻想。
陈毅的故事 四川军阀的态度表现出两面性，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了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很多工作。
泸顺起义
在重庆高九路旁的烟灯山公园里，一座典型的木质川东民居建筑格外醒目，这是在石桥铺六店子的旧居。
史料记载，1924年，来到重庆，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工作，以策应北伐军的行动。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了一栋建于晚清时期的木结构民宅，用于秘密展开革命工作。当时，此地设有食、宿、茶、烟、药、油腊6个小店，故名“六店子”。
这所朴素简洁的四合院，同时被党史研究专家确认为“泸顺起义”策源地。走进旧居发现，其中陈列的手稿、档案照片等，重点展现了此地作为大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泸顺起义策划点等方面的内容。
那一场由中共重庆地委发起并领导的疾风暴雨般的军事起义，是一次辉煌的创举，被载入光辉的史册。时称：“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
时间回拨到1926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四川及重庆地区军事工作的发展情况，杨闇公、朱德、等人在位于六店子的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会议主题为“策应北伐，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经军事委员会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成熟，应适时予以策动。
随后，三人还制定了发动起义的具体方案：策动驻守合川的黄慕颜旅，顺庆（今南充)的秦汉三、杜伯
乾两个旅，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三个旅，共同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先在川中站稳脚跟，然后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
从1926年12月1日开始，起义按计划先后在泸州、顺庆等地爆发。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1926年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计划到顺庆会师，已会师顺庆的三支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率军经过艰苦的转战，于1926年12月下旬退至开江。
1927年1月下旬，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取得了明显成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刘湘等人奉其密令再次“围剿”泸州起义部队。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城40多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退至开江的三支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接受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改编。
穿越历史烟云，“泸顺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意义。
“泸顺起义”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党力图掌握革命武装举行起义的一次勇敢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虽然起义最终宣告失败，但由此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宝贵财富。
此后，“泸顺起义”领导人朱德、吴玉章、等转赴江西，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新道路。
惨案发生
在渝中区七星岗，沿着通远门城门石梯往上，一个巨大的拳头塑像矗立之处，名叫“打坝”。
据史料记载，在清代此处设有驻军炮台，清兵演练射击亦在此处，经常是声盈耳，故而得名。
历经沧桑巨变，“打坝”的火药味早已消散，如今坝子上民居林立，“打坝”的一角还被辟为“打坝休闲广场”，作为居民的休闲之地。
广场进口的青砖门坊上，有人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忆往昔打坝内忙演练，看今朝绿荫树下好悠闲。”
不知在亭廊间悠然自得的人们，是否还记得这里曾发生过的一桩大惨案？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于当天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同年3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定于3月31日在“打坝”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同日，左派省党部还召集各界团体代表开会，商讨布置大会事宜。重庆各界众纷纷响应。
3月，正是重庆春江水暖的时节。然而这一天，古老的通远门却见证了一场血雨腥风。
这是盘踞重庆的大军阀刘湘，动了杀机……
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左派力量的日益壮大，尤其是“泸顺起义”的爆发以及綦江、涪陵、南川等地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崛起，极大地削弱了四川军阀的势力，为了保住日益动摇的统治基础，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伺机反扑。尤其是刘湘，起初对四川革命还采取敷衍态度。但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是“泸顺起义”爆发后，他感到自己和四川军阀的统治受到了威胁。
刘湘一方面接连派人对杨闇公等人进行威胁，企图阻止召开市民大会；另一方面密谋策划镇压这场革命活动。
实际上，在“三三一”惨案之前，中共重庆地委对刘湘的密谋和异动已有所察觉，但大家仍然决定大会如期举行，杨闇公等人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大革命时期，万人以上的大型众集会很多，“打坝”作为当时重庆城内面积最大的一块坝子，是这类集会的唯一去处。
1927年3月31日上午9时许，陆续有众团体入场，足足有2万余人到会。由于入场众太多，直到快11点才集合完毕。
就在大会宣布举行之际，变故陡生。
据《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记载：“场内便衣武装开始发难，亮出手、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众猛击，在场外的百余武装人员也乘机冲入会场，开乱射，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打坝’本有五处出口，但都被敌人堵断，场内众欲逃不能，拼命向城墙边跑去，前拥后挤，有被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而致死伤者。会场外也有不少遭乱射击而致死伤者。”
这次大屠杀，从11时起至14时结束，死者三百余人，重伤者七八百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打坝”上血流如注……
随后，军阀、团阀还组织捣毁了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等左派机关学校，并四处追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被彻底摧毁，盛极一时的四川大革命
运动最终遭到完全失败。
但是，通过这场大革命，党在众中的政治影响得到扩大，广大众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也开始了新的觉醒。
链接 五烈士以身殉国
在“三三一”惨案及其后的系列屠杀中，四川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摧残，五烈士就是其中之典型。
首先是杨闇公。作为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和卓越领导人，杨闇公在中共革命史上，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因坚决的革命性而闻名。他对自己的信仰直白、坚定，其格言是：“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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