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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
旧格局中脱颖而出， “状古所未有之物，发千年未涉之思”，写就了大批“熔铸新思想于旧风格”的“新派诗”，对古典诗歌的传统风貌加以革新。
【关键词】黄遵宪 新派诗 意象系统 意境 思想蕴藉
浅谈黄遵宪之“新派诗”对于传统诗歌风貌之革新
周子君
黄遵宪自命其作品为“新派诗”。这些诗歌与前人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诗人“手辟新洲”，创造了新奇的意象系统，营造出充满陌生时空体验的意境，充分抒发了对于政治的思辨及厚重的民族主义思想，造成了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风貌的革新。
一、新奇的意象系统
相对于其他构成文学特质的要素，意象系统的现代性表现是较为直观、颇易查觉的。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山水、田园、都市、宫苑、边塞、坊榭等意向系统不同，“新派诗”的意象系统构成包含了许多现代化事物与现象，向读者们展示出一种呼应了时代与现实、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现代性创作思想倾向。
从《由轮舟抵天津作》首次提及轮船之后，在《海行杂感》、《今别离》等众多诗篇中，火车、飞艇、电报、照相等亘古未见的事物纷然杂入。此外另有“地球”，“南北极”（现代意义上的）、“亚细亚”、“印度海”等现代地理学概念，以及“总统”、“共和”等现代政治学概念作为前人不曾使用过的意象，悉不鲜见。诗人在运用意象时，已不把取舍的标准单纯绑定于意象本身所能带来的耳目与情意的审美感受，而是尽可能地使用新意象以避旧习。对于它们的执着表现，表面上是诗人对新鲜事物进行描写的欲望转化而成新的作品，在深层的心理机制中，则应归因于诗人对于现代先进的科技文明与人文环境的向往。
西方工业文明伴随着战火而输入中国，从耕织手工到机械生产的宽宏沟壑呈现在世人面前。黄遵宪敏感地预见自己所身处的传统文化体系终将日益为先进的工业文明与科技文化所动摇。他突破传统地去表现新鲜的工业文明产物，大肆描写旧日精英眼中的奇技淫巧，突出“快橹”之不逮“轮舟”、“步骑”之慢于“双轮”。他试图在猎取读者“读我连篇新派诗”（《酬曾重伯编修》）之兴趣的同时，去表达自己对于现代科技的接受态度，进而彰扬对于文明进步的推崇。这种理念，在晚清儒士的头脑中是不常闪现的，却在充分的形象化之后真真切切地表现在了“新派诗”的意象体系中。
“新派诗”所采用的新奇意象，宏丽恢张，不仅与晚清以前的古典诗歌大相迥异，在同期的诗歌作品中也显得十分独特，恰如诗之世界的“西半球新国”（《与邱菽园书》），令人耳目一新。相映衬下，“同光体”、“湖湘派”、“中晚唐体”等纯然注目于技巧学问与咏怀寓理的陈旧诗歌便暗淡了许多，以至于近乎陈腔滥调的排列组合，既无生命，也无读者可言了。
二、异域体验与“欧洲之意境”
清光绪三年，三十岁的黄遵宪开始了他的外交僚属生涯，先后于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领事馆担任参赞、
大使等外交官职务。从这一阶段开始，黄遵宪将自己若干年前提出的“别创诗界”（《与邱菽园书》）的主张转化为名副其实的作品实践。“新派诗”的意境营造，渐趋脱离传统的情景内容与关系束缚而别具一格，多以“欧洲之意境、语句”（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的面貌示人。
如果“新派诗”仅仅以描绘某一方罕见件的异域风土见长，那么黄遵宪便实在难副诗界革命先导之名了。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游历”中的见闻与感受是一种积淀丰厚的传统意境。奇风异景炫人心魄，系之以人生短促、襟怀须广的感慨，早已形成了一套情景相生的意境格式。而黄遵宪的“新派诗”意境与前人所不同之处，在于背离了“退而自悼”的主题，将笔触的着力点运用于对新环境本身的体会，并通过异域的风土体验将读者对于生活环境的理解陌生化，使其直观地认知到“今之世异于古”（《人境庐
诗草》自序），在事物概念与思考方向的阻拒性中赋予诗歌全新的意境。任职日本期间，诗人通过《由上海启行至长崎》、《西乡星歌》、《不忍池晚游》、《大阪》、《樱花歌》、《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炽仁亲王》、《都踊歌》及《日本杂事诗》等大量诗歌作品，全面地描述了他所亲见的日本国土地理、历史传说、都市风貌、风俗习惯和军政事物等内容，使久居中土的人们意识到昔日文化相通的近邻如今依靠着对西方文明的接受，转眼之间已渐趋强盛。随着诗人“展轮往美利坚”（《海行杂感》序）以至于其后游宦英国，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世界便愈发新奇了。在《海行杂感》中，轮船内的起居饮食及视野所见皆入诗境，旅途艰辛之外别见趣味；《重雾》与《伦敦大雾行》二诗则描绘了远比晚清严重的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奇特景观：“望气气皆墨，相无可名。”而“灯光王”却在“举国沉迷”的“黑暗无间”中发挥光热，给人以安全感，标示着自然力不可替代的地位仿佛在科技进步的时代压力作用下有所松动。工业文明带来污染的同时，也催促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进化，促进了国力的壮大。“倘将四海之雾铢积寸算来，或尚不如伦敦城中雾。”这样的代价毕竟能够换来“今之英属遍五洲”的局面，与保守的农耕经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黄遵宪以此为诗境，不避大雾景观之压抑，不勉强牵连咏叹之情，信笔描绘其险恶之貌，勾勒出现代生活的特殊情态，或许是为了表达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番思考。主动以旧诗去表现工业时代的生活奇景，这已经超越了前人所能描绘的范畴，无疑是国人未尝领略过的新鲜意境。
三、现代性的政治思考
“新派诗”对于政治与政体的观察和探讨自成特，富于现代性精神。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关心政治的诗人与关乎政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6.9
治的作品，举例来说：上古时代的某些歌谣如《五子歌》、汉代的大幅作品如《两都赋》、《校猎赋》、初唐四杰评议朝政之诗、杜甫及白居易的政治讽喻诗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基于各自立场的政治议论内容。然而，这些作品无外乎表达对君主作为的规谏与批评，或是抒发体恤民生疾苦的情怀。究其根本，不外乎维护稳定的君主专制制度，维系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保障臣民体的基本生活以防止社会动乱。“新派诗”对于政治的理解则与此根本不同。杜甫之死
黄遵宪历任四国外交官员之职，亦在国内长期为官，对于中西政治与整体的各自得失有着较全面的认识。他在新派诗中所描述的，则是站在政治研究的角度上进行的理性观察与评判。他把政治本身作为研究的目的性对象而非达到某种理想的工具，对政体利弊的分析抱有严谨的批判精神。例如，在看待日本渐趋军国主义化的政治氛围时，他一方面肯定了其振兴亚洲实力与声望的积极作用：“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同时也对此种军国主义政治倾向的现实状态作出了充分的观察和思考。又如，在面对先进的美国政治时，他不吝笔墨，在《纪事》中用句法相对宽松的歌行体生动地描写了联邦共和政体的运作过程，革新了读者的脑海中的政治概念，在天人相应的君权模式之外更增了一种去除封建信仰的国民政治，却又以尖锐的眼光和笔触
对其新潮外表下的腐朽与阴暗给予冷静的揭露和批判。诗人多有外事游宦的经历，身在千里之外，却仍关心发生在他国的政治事件，关注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之为鉴，反照故土。在国内政治方面，“新派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美刺上政、关心民生的窠臼，其《度辽将军歌》、《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以及《己亥杂诗》中的“左列牛宫右豕圈”、“寒炉爆栗死灰然”诸篇，皆着眼于民族生存的曲折苦难、国体政治的固有弊端、滋生腐败的社会土壤等方面深入分析，将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厄运与时代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多纪时事，剖析其诱发原因与解决之道，思维全面而深刻。将紧贴时代现实的现代政治理念营构为诗歌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世界中前所未现的现代性表现。
四、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凸显
黄遵宪在“新派诗”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这与先前传统的古典诗歌存在着极大的思想差别。
提到国家观念，我们或许并不难在王朝迭代之际的旧作品中觅得其踪影。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乃是基于正统封建统治秩序而生成。然而，黄遵宪所持的国家理念与前人有着很大不同。随着国门被列强打破，自新自强或是亡国灭种的前途差异已不只关乎统治阶层的兴衰更迭，而是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走向相咬合。他所持有的不再是拥护某个封建王朝永续传承的忠君愿望，而是在认清世界格局的基础上保全整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生存与尊严利益的民族主义国家立场。《大狱四首》的忧国之心已经令
人感慨，而在《近世爱国志士歌》的序言中，黄遵宪进一步借日本历史素材标明自己“兴起吾党爱国之士”的强烈愿望，并在其后的多篇诗作中予以体现。这种“爱国”的情感，即已脱离封建时代维护王朝正统权威的忠君式爱国思维模式的束缚，而加入了认同“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行列之中。围绕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等诸篇，及围绕欧美列强侵略行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书愤》（五首）、《再述》（五首）、《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天津纪乱十二首》、《聂将军歌》等诸篇，都是诗人面对国家破败、民族衰亡的绝境时发自肺腑的悲壮感怀。在那个“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昏暗年代，广大民众尚处在默默谋生、不谙国是的麻木状态下，而进步知识分子们却已经觉醒。在黄遵宪眼中，晚清的沉沦也即中国的灾难，君主的“西幸”则是全民族的悲辱，是足以让人们“齐唱人间可哀曲”的痛苦经历。汉满华夷的狭隘民族抗争心理此刻已荡失了存在的必要性，无论执政者出身于何族，其利害得失最终都会分摊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因此，晚清社稷的风雨飘摇，与民族国家的任人宰割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能使“天颜惨不扬”（《读七月廿五日行在所发罪己诏书泣赋》）的悲哀境地，亦会使黄遵宪“唏嘘无语”（《久旱雨季丘仲阏过访饮人境庐仲阏有诗兼慨近事依韵和之》）。然而一介文人的呼号并不能传达圣耳，也无法立时救兆民于水火之中。“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他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大概便是大清王朝与民族国家的奋然“中兴”了。
“穷途竟何世？余事做诗人。”（《支离》）黄遵宪这份“余事”震动一时，导引了一场诗界的革命。在古典诗歌这个传统文学领域的发展逡巡不前之时，“新派诗”别具一格地将诸多新元素带入，令旧诗的风貌趋向新变，顺应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趋势。自此之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发展逐步展开，步入了与时俱进的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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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作者简介：周子君（1990-），男，汉族，天津人，硕士研究生，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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