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读后感(⼀)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他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直被视为“⾄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他的某个思想来为⾃⼰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了⼀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到⼀个新的⽔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在历史本⾝的⼤舞台上发⽣作⽤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由资源的匮乏、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的。这四个阶段是：猎⼈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
任何确⽴的⾏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政"。随着⽜⽺的出现，产⽣了⽐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具，不能⽤⾃然法为之辩护。他说，"⽂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设⽴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反对穷⼈⽽设⽴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设⽴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向⼀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由的⽽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由的制度。这种物质⽣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性"，由⾃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的⼈受“看不见的⼿”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乎忘得⼀⼲⼆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甚⾄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和社会的⽬标；第⼆，利⼰是个⼈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即⼈是经济⼈；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把个⼈利⼰的⾏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由放任。这是现代⼈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靠权⼒侵吞国有资产⽽致富，多数⼈堕落为⾚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切，⽤增长代替社会全⾯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利⼰的合理性，也要利⽤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上。但做到这⼀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们建⽴起能克服⾃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睹了⾦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顿的思想，他还撰⽂赞扬过⽜顿，后来他⽤⽜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就出现⼤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个经济⽂化⼤，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中⼀个个旁观他⼈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感觉进⾏猜测，凭个⼈主观意愿盲⽬欣赏。但《国富论》⾥没有引⼊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个整体如何对⼤⼩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些宏观抽象的概念。⽆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数⼈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的东西，最终发现了⼀句话“看不见的⼿”，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次，众所周知，⼀篇巨著⾥⼀个词出现⼀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个⽂化信息，⼀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们对它似懂⾮懂，⼏乎所有⼈的解释都是⾃圆其说，⼀传⼗，⼗传百，⽆限的放⼤，“看不见的⼿”就成了神话。
今⽇我们⽤《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博弈实体
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发秩序”和“看不见的⼿”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由放任，⼀切追求最⼤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是效率，⼆是穷⼈的。亚当·斯密的“⽐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我利益的⼈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的经济学⼤师，今⽇的⼤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法⼲预。可以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类⾏为的结果是⾮存⼼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给予的，这是⼀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奈，对博弈实体的⽆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化结构复杂⽽宏⼤，⼈们难以理解，语⾔也很难表达，它⽐《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复杂得多。“看不见的⼿”只有简单的⼏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的经济学家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语⾔流畅，琅琅上⼝，还有⼀个“⼿”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度概括了市场运⾏机制恰是“看不见的⼿”，⼈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影响力读后感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看不见的⼿”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预产⽣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物和政府⾏为追逐国家
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巨⼤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切追求最⼤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定会跨越良知和⼈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化，有权有钱的⼈不知道⾃⼰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的利益透⽀，权益透⽀，肆⽆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切追求经济最⼤化的经济衍⽣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为本的⾏为才是经济学的核⼼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的的本⾝，⽽关注达到⽬的的⾏为，达到⽬的的⾏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国富论读后感(三)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
的初版为1776年版本，它能够和当时美国的《独⽴宣⾔》被后⼈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本，可见其历史价值之⾼。⽽我读后也受益匪浅。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类不断进⼊新的历史时期，⼈们看问题的⾓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于⼀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的本质，⽽⼈的
活动的本质、⼼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改变的，即都是追求⾃⾝的利益最⼤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的原理。斯密从⼈的利⼰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个⼈⾏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求得⾃⼰的利益。利⼰⼼是⼈类⼀切经济⾏为的推动⼒。⼈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实现⾃⼰的效益最⼤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斯密在所著另⼀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具有同情⼼出发，论述了利他
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盾的观点恰恰揭⽰了斯密⽭盾的内⼼世界，在我看来，也揭⽰了经济活动中⼈们⽭盾的内⼼世界。⼈们⼀⽅⾯追求效益的最⼤化，⼀⽅⾯⼜逃脱不了⾃⾝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的活动，是⼈们追求⾃⾝来⾃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化。这只“看不见的⼿”引导市场实现每个⼈的最⼤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他认为分⼯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是提⾼⽣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必然有不是⾃⼰专长的⽅⾯，如果每个⼈都⾃给⾃⾜，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产。分⼯使每个⼈都从事⾃⼰最擅长的⼀⽅⾯，分⼯促进⽣产的化。通过分⼯，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式所利⽤；通过分⼯，每个⼈的⽣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多实⾏“重商主义”政策，⽽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都是有害⽆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产⼒的发展，制约了其分⼯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的好处，从⽽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谓损失。斯密也主张“⾃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最⼤化的⽅向流动，因⽽，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与个⼈之间⼀样实⾏分⼯，即主张⾃由贸易。此观点，⽆论是后来的绝对分⼯理论，还是相对分⼯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社会之暴⼒⼊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司法；政府的另外⼀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预，主张“⾃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由国家，政府主要依靠有⼒的舆论，⽽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先，承认⼈在经济活动中的利⼰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利⼰的”这⼀⼈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块基⽯。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性，⽽在这个错误的⼈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在经济活动中的利⼰性本来就是不⾔⽽喻的，就像买东西的⼈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卖东西的⼈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些⼀样⾃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提倡分⼯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定的借鉴价值。分⼯促使专业化，分⼯让每个⼈更有效率的⽣产，然⽽我认为，在现实⽣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由流动，即使可以，⾃由流动达到的社会⽣产状态也未必是⼈们最期望的，因为⼈们存在⾃⾝的偏好。⽆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的会暂时采取⼀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由贸易就不⼀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今天仍被⼤多数⼈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到国家、⼩到个⼈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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