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校园，诗意何在
作者：刘莉娜
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3年第07期
        1982年5月，诗人王辛笛和袁可嘉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徐芳的陪同下，参加夏雨诗社的成立仪式。这天华东师大大礼堂内外人山人海，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外，进不了门的学生们把铁门敲得梆梆响。王辛笛让保安把门打开，让同学们进来，他说，这是春天的雷声，是诗歌的鼓点。那天的大礼堂，因为诗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人。
        2013年5月，还是在华东师大的这个大礼堂，“夏雨诗歌节”盛典正在进行，31年前在铁门外“敲响鼓点”的那些年轻人如今都已老去，但因为“夏雨诗歌节”盛典，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回到了这里。而当年诗社的创始人——诗人宋琳、徐芳、李其纲，他们又一次站在了这个舞台上，把手中的社旗郑重交到了现任社长的手中。
        诗歌的本源是什么？
        当年，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诗社，这在当时高校文学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核心角。如今虽然盛况不再，我们却依然看到星星之火在留存、在传播、在等待下一次燎原，比如这一次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华丽回归。也许正如《上海文化》编辑、诗歌评论家张定浩所说：“诗歌流光溢彩，它的本源就是青春。”三十年间大大小小的诗社在各个学校的角落里兴盛又衰落，形形的诗人从未缺席于任何一代人的青春，虽然现
在已经不是诗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1980年代，但这一代人有着自己的精神境遇，诗歌的梦想依然还在。
        从1982到2013，这一次的“夏雨诗歌节”不仅是一场诗人的聚会和诗歌的盛会，它在校内与校外、诗人与学者间更引发了探讨——在这个缺乏诗意的时代，当物质被许多人认为是衡量价值的单一标准，精神的家园如何抵达？诗歌的本源又是什么？
        陈晓明（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是福建人，当年就崇拜上海和华东师大“夏雨诗社”，今天躬逢其盛。诗的本源如果删繁就简的话，就是早年读的李其纲、宋琳、徐芳等人的诗歌，从朦胧诗到后朦胧到第三代诗人走向叙事、修辞、小思想的变化，“我们是一词语造就的亡灵”（欧阳江河的诗句）。从当年的单纯到如今思想的复杂、这么大的变化，曾经沧海再回到以前。时代巨变的冲动，就像北岛的“此刻我从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那样，使我理解九十年代以后诗歌的品质和质感。
        在我看来，诗的本源是海德格尔的“思”，当然有人会说诗的本源是激情和时代，我倾向于诗的本源是思，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最早源于荷尔德林。我为什么不说思想，我觉得思和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今天都被思想的泛滥覆盖了，思想是一个很可怕、
骇人的概念，同时是具有暴力性的概念。我对思想有一种恐惧，它在英语叫做thought，但思是think，非常轻、非常慢，非常小。
        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诗歌评论家）：对我来说，诗歌的本源与审美心灵的成长有关，与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复旦的《诗耕地》、南大的《耕耘》、云大的《红土》有关。关于诗歌的本源，我们不妨听一听米兰·昆德拉所引用的“诗人不是在创造诗，之后只是发现了它们”——诗在某处的背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每一个诗人象征性地重复着诗歌史，反之亦然。写作的欲望、冲动我觉得可以看作是诗的记忆——写作主体成了诗的主体，语言在写你。所以，诗是先在的，它先在那个地方，所谓灵感和冲动我更愿意看作是被它击中时的头晕目眩。
        张清华（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诗评家）：此在的现场构成了诗歌精神的谱系。我认为诗的本源是无限多的，一个重要的就是良知，或文学就是人学，或弗洛伊德“力比多”的升华，如“下半身”诗歌等。具体地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北大的诗歌是崇高而庄严；北师大的诗歌是破坏，是“力比多”；格非有一篇小说《傻瓜的诗篇》写得很深奥，与精神分裂有关——精神分裂的诗人就有海子、顾城、食指等；陈东东有一首《形式主义爱箫》则是写性的，写老师的诗
很黄，但很干净。而在大学生的诗歌创作上，诗人有一个传统的对话，是关于性，如宋琳的一首《丽娃河》：“一个人游泳不是凭才能；一条河，鸟要避开它，岸边的门四季都关着，只有台阶看不见的部分伸到最深处，它或许能最终明白我的用心。”
        宋琳（诗人、夏雨诗社指导老师）：古代诗人是祭司的身份。荷尔德林曾说过，诗人是语言的祭司。闻一多阐述诗言志，说诗歌是记忆的言说。在古希腊，诗的原意就是“制作”——诗人瓦雷里认为，诗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身的制定，诗性、智慧。而在我们的文化里，太初有言，诗是神授的。我认为，诗的本义是记忆，于是才有词，它是本能的写作，诗人血液中有对语言的依赖。林语堂说：“诗是中国人的宗教，对天对终极的崇拜，是一体的。”诗使人回到最初的美和真，诗人是社会时代的见证。”
        高校诗社今何在？
        诗人宋琳1979年从闽东到上海报到途中，在杂志上读到舒婷《四月的黄昏》，当场被优美的文字震撼，于是把这首诗背了下来。入校后，他发现77级的赵丽宏等师兄已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了，而在校园创作氛围的耳濡目染下，几乎每个专业每个班级都有文学积极分子，许多同学都在写诗。于是，创立华东师大诗社的想法自然而生。经过一场“人声鼎
沸”的赛诗会，夏雨诗社和诗刊《夏雨岛》于1982年诞生了，宋琳是首届社长，李其纲担任诗刊第一任主编，此外诗社还集结了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于奎潮、张黎明、郑洁、王晓丹、旺秀才丹等人，他们或是诗社社员，或在诗刊发表作品，或参与诗社的各种活动。有学者认为，华东师大夏雨诗社和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吉林大学的赤子心诗社在当时大学生诗社中影响最大，诗人最多。
        而今天，从宋琳的手中接过夏雨诗社的社旗、完成了跨越30年的交接，新一代的大学生是否能继承文脉，发扬精神？时任诗社社长的在校大学生殷文超并不特别悲观——尽管他开宗明义就表示了因为时代不同，诗社曾经的盛况已不可能再现。而现在的夏雨诗社从内容到形式也与“初版”大不相同：当然是没有了往日的油印诗刊，不过当下的大学生们通过邮件、博客和微博交流诗作，尽管形式不同，但校园内外的交流并没有停止。“现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6所高校都有自己的诗社，我们还成立了上海高校诗歌联盟，彼此也会参与对方组织的活动。”殷文超说：“诗社内部的氛围更好，我们还会点着营地灯，就着昏黄的灯光围坐在一起朗诵诗歌。”
        谭帆（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夏雨诗社的活动会得到这
么多校友以及在校学生的关注与热情参与——并且不止是中文系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在当今社会还有这么多诗歌爱好者？我想，这必定与诗歌所代表的青春与梦想有关。现在的大学文化日益浅俗、粗鄙、功利，而诗歌精神正是消解这些负面元素的重要载体。
        陈东东（诗人）：当年在上师大，虽然没有诗社，但是我们办了份诗集，一共20期，每期32本。为了印这份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搞到一台油印机，还到徐家汇去买2元钱一斤的纸。封面纸裁开了正好是32张，所以我们每期也只出32本。当时这份东西传播得很广，甚至传到了北京，大家通过它交到很多朋友。当时还是邮递员的孙甘露，看到诗集以后给我们写信；唱沪剧的孙徐春也是受这个刊物影响，后来开始创作诗歌；此外还有颜力、于坚、韩东，苏童都受到它的影响，诗歌因此而走出了校园。
        诚然现在的主流文化是视听文化，但它并没有也无法取代文字文化。所以，古代的诗人是文人，现在的诗人却可能是编辑、广告者、装置艺术家等其他身份——他们同时在诗歌和其他领域发挥才能。所以，诗意无形，真正的年轻诗人也不一定要在校园诗社产生。
        赵丽宏（上海作协副主席、诗人）：诗歌是不会灭亡的。只要人们心里还有对美好、幸福、梦想的追求，诗歌总是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总是会有年轻人会喜欢。每个人都是诗人，
每个人心里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表达。现在我写诗少了，但还是写一点。我们应该记住这个诗歌的传统，爱诗，人就会年轻。
        张闳（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在，大家都觉得文学没有用，看不到实际效用，但那批诗人恰恰证明了文学有用——那种创造性的精神改变了传媒、出版的现状，这也正是人文素质效用的体现。正是诗社这样的社团带学生进入这种状态，自主地发挥才能，也只有大学里才可以这样。因为对文学的关注和热情是需要自由空间与环境的，而社会是务实的，更何况是今日精神萎缩的社会。
        以前，最核心、新锐的东西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生创造的，现在求知活动却不存在了。虽然现在的阅读机会增多，但是我们的创造能力、自主能力却在萎缩。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高校诗社会不会衰败甚至诗歌会不会灭亡，只要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诗意，诗歌就不会灭亡；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诗歌的氛围如何形成，只有如此，诗歌整体才会发展，经典文化氛围才能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