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讲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许纪霖推荐：这是一套期待已久的中国历史的史书，是日本当今一流大学者为知识公众撰写的通俗小书。东洋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和研究，有时候令中国学者也自叹弗如，但不要以为东洋的史家只有实证和考据的功夫，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中的优秀名家，不仅有具体的史料，而且有大历史观——与中国学者不同的视野与角度。以我正在阅读的其中一册《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为例，整个颠覆了我以往不知不觉所接受的华夏中心主义历史观。那些来自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并非汉人史书所描述的那般野蛮，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草原的活力和游牧的文化，最终使得11世纪之后的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整合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复合型多元帝国。诚如姚大力教授所言，那是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过去知道得太少太少，今天从娓娓道来的日本学者口中说出，让我们了解到另一个陌生的中国历史。历史早已逝去，史家今日所做的，只是盲人摸象
而已。过去我们摸到了大象的粗腿，以为就是大象的全部。读了这套系列，有一种摸到了大象鼻子的感觉：原来大象的整体，远远未曾穷尽，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张慧瑜推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改革的起点，也被认为是改革无法重复的黄金时代。《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就是一本讲述七八十年代之交地方国企改革的口述史，所谓“缝隙”是指体制或制度的裂缝，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是“改革”需要破除的坚冰。本书主角是1980年代“乔厂长”式的人物黄宗汉，作为“”后落实政策的干部，他主动要求去市级国企东风电视机厂担任厂长，还信心满满地要当“中国电视大王”。这本根据当事人口述、档案资料“还原”出来的改革故事虽然重复了“80年代改革”的主旋律，即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效率为原则的新制度，但也从基层改革的角度呈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历史转折时期的丰富内涵。
哥哥求你要我 黄宗汉本人系名门之后，哥哥、为文艺界名流黄宗江、黄宗英和黄宗洛，而且建国前黄宗汉就加入了华北局城工部，建国后一直在北京市工作。因此，“”后复出并担任厂
长的黄宗汉，可以通过北京市的人脉获得各种资源的支持，包括要到电视机进口指标以及引进国外生产线的外汇，这些体制内的“缝隙”或者说空子给黄宗汉提供了大展拳脚的便利。黄宗汉的结局更像一位悲剧英雄，其改革虽然使得东风电视机厂扭亏为盈，但也触动了不同部门尤其是广电部门的利益，最后被组织调离。而黄宗汉所创造的通过“散件加工”转化国外先进技术、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来提高生产效益的“东风方式”却受到高层肯定，成为中小企业学习的榜样。不仅如此，根据黄宗汉事迹所创作的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发表之后，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通过个人关系“夜闯中南海”并最终使得这篇文章“转危为安”，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刘烈：《神经病论》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
赵汀阳推荐：中国的现代化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心理病人。30年前，作为社会现象的心理病人还似乎主要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那时中国虽然也有心理病人，但尚未形成显著的社会现象。刘烈先生是加拿大华裔，先后在法国和加拿大获得双料博士，先做心理学家，后来又做哲学家。刘烈先生最早从事心理临床工作是在巴黎做心理学大师拉康的助理医师，后
来在加拿大自己独立开办心理诊所。多年后深感心理的局限，因而读了哲学博士，在大学里教哲学了。刘烈希望能够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心理的关键概念，同时结合中国关于心理病的传统理解而深入心理问题。关于心理病人的理论和方式至今仍然是西式的，深嵌于西方文化之中，与中国生活方式未必完全吻合，所以刘先生很希望能够有一种中国式的探索。
刘烈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讲过心理的一些令人伤心的困境，其中一个问题是：看病容易治病难，因为人不可能重新生活一遍，所以重建心理健康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有趣的是，大师拉康也无法自己的心理病，也要到同行那里去接受，而且似乎也没有治好。刘先生关于心理病有个十分传神的关键概念：心理的“本钱”。这种“本钱”主要来自母爱，父亲是社会存在，所以父爱相对次要一些。如果母爱充足，心理本钱就厚实，就不容易得心理病，即使得了心理病也容易治好；而如果母爱欠缺，本钱稀薄，心理病就很难治愈。根据刘先生的理论，似乎可以推论目前中国心理病高发的一个原因：前30年的母亲们一心忙于单位工作而忽视子女们，后30年的母亲们一心要求子女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同样不给子女们心理本钱。
孔颖，《走近文明的橱窗：清末官绅对日监狱考察研究》
法律出版社，2014年
陆建德推荐：关于晚清监狱改革。方苞在《狱中杂记》（曾收入语文教科书）里描状过康熙五十一年的“刑部狱”。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黑暗世界：两百多人关押在四五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大小便就地解决，每天都有人死于疫病，少者三四个，多者十几个。到了晚清，监狱卫生状况没有改观，而各种酷刑非笔墨所能形容。监狱折射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是晚清不少先觉者的共识。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里就有很多晚清官员访问、考察欧美监狱的记载，而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刑讯法律制度的改革。法律出版社的《走近文明的橱窗：清末官绅对日监狱考察研究》讲述的是中国官绅如何以日本为媒介移植西方法政制度的个案。监狱改良还不光是人道主义问题，其成败将决定中国能否挑战租界治外法权。1906年清政府还派考察团“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情形”，领队的董康（沈家本得力助手）在日期间“心力专注，殆无片刻暇”。结果董康的调查报告成为清末监狱改良的蓝本。日本监狱局事务官小河滋次郎负责接待考察团，他专门为中国来访者开课，讲义记录《日本监狱访问录》现存国家图书馆。
122-123 编读往来
上期评论香港“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三篇大作，无论从视野、问题意识还是学理深度来看，都是难得的佳作。有趣的是，尽管三位作者的取景框完全不同，但其核心论点却可以交互佐证，产生多维度的脑力激荡，是思想者提供的大餐。
吴强提供了超大视野的叙事框架。在他看来，香港“占中”不过是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大规模抗议以来的一个新案例，它和其他诸多大小事件一起，见证了“一个全球性却独立于全球化的民族国家--资本统治联盟体制之外的反叛政治在今天隐然成型”。对反叛者不利的是，冷战以来不断强化的“缓和--筑垒”机制，已演化成警察国家与福利体制并存的精巧治格系统。但互联网传播与技术演变，催生了“个人化联结”和“‘无面人’战术”，使得反叛结局难料。
项飚搭建了中等视距的分析逻辑。他辨析了“占领中环”变成“占领金钟”的差别，提醒港人其繁荣不靠内生，其自治是缘于多方不管，其民主化有强烈外向特征。他注意到，香港问题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地方--中央分权问题。在香港，党既不能以行政化的上下级手段管治，也没有途径发挥其传统意识形态领导力。它以独特的方式指出了中国政治整体的深层矛盾。
赵刚准了一个微小切口，聚焦猛攻，以小搏大。他指认了台湾“反服贸”与“反核四”运
动的核心“文化无意识”就是“小确幸”，借由“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这样的无害乃至外型甜美的外壳，新世代只求“超前地”、“后现代地”、“愿望地”、“美学化地”解决台湾的“发展问题”，这是一种发着霉味的“意识形态操作”。
三位作者为我们理解当下香港、台湾的焦虑，给出了穿越迷雾的可能路径。如果将中国大陆经济/财富崛起引发的力量对比变化，视为一个重要的博弈参数，可能更有政治现实感。在全球经济版图上，中国大陆已从过去不起眼的“店小二”华丽转身，跻身董事会的“二当家”。凭借第二GDP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工业大国等诸多身份，开始有能力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工业制造能力和中产阶层的强势扩张，击毁了部分欧美中产阶层包括年轻一代的生活梦想。反思全球化的反叛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挂钩。过去20多年，中港台三地的核心经济数据发生了重大逆转。1990年，台湾GDP为1700亿美元，大陆为3878 亿美元，台湾相当于大陆的43.8%。2013年台湾GDP为4822亿美元，大陆为92867亿美元，台湾相当于大陆的 5.2%。1997年，香港GDP是广东省的4倍，2013年，广东省是香港的4倍。但在取得傲人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大陆也付出了“天地人心”的惨痛代价，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价值扭曲，文化创造不足，政治制度吸引力薄弱。于是，港台新世代用文艺清新价值观对抗土豪金权，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段，就拥有了巨大的集结能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土豪继
续进化呢？如果文艺小清新拯救不了悲催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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