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创造的恐惧胜于创造的快乐——评赵挺的《上海动物园》
作者：曹 霞
来源：《文学教育》 2020年第5期
曹 霞
赵挺的《上海动物园》里既没有“上海”，也没有“动物”，有的是一个灰、黯淡、无聊的世界。这篇九千余字的小说人物不少：“我”的朋友软件工程师老虎，与“我”因游戏而结交的老马，组建摇滚乐队的鱼龙，“我”的女友小佚，给过“我”温暖幸福的外婆……每个人都与“我”息息相关，就连碰磁的老头也与“我”有过短暂交接，他们代表着生活的不同层面，但每个人物又都只是在“我”的生活边缘游荡，且最终面目不清，消失无踪。
这篇小说仿佛是要讲述一代青年的故事，但又完全迥异于“青年”的生机勃勃，它漫不经心地将青年们的某些生命状态进行了大幅度的提炼，只让我们看到了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是一个作家，却毫无写作的神圣感和成就感；老虎着力于开发“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写作时只要取著名作家的比例合成即可；“我”和老马同时被踢出游戏，相约开车去西藏，但“我”从来没有到过他；鱼龙的摇滚乐队为了到地方排练，不得不在养老院演奏《绣红旗》《打靶归来》；可爱的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注定将逐渐遗
忘“我”和这个世界；“我”在无聊的生活间隙里会跟小佚联系，她有时回复“我”，有时不回复“我”。“我”开着灰蒙蒙的雪弗兰不停地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
这些散布于小说中若有其事又毫无意义的细节，我们是如此熟悉。这熟悉感既来自于我们被生活不怀好意反复揉搓而产生的细微不适，也来自于我们曾经有过的阅读经验。往远了说，那是加缪笔下默尔索听闻母亲死讯或被入狱判刑时依然如故的漠然。往近了说，是上个世纪末朱文笔下的小丁觉得生活不好不坏的没意思透顶，再往近了说，是本世纪的“70后”作家曹寇笔下的鸡零狗碎荒诞无聊。陈晓明教授干脆冠之以“无聊现实主义”的称号：“一种没有历史感的现实，一种粗陋化的生活事相，一种物质碎片却涌动出生命欲望，一种不再能完整化的现实。”
这个论断用之于《上海动物园》也基本成立。即使有一些突兀于灰生活流之上的乐队、歌手和歌曲的名字——Patrick Nuo，FM Static，Busted，卡拉布吕尼，林肯公园，披头士，Holly Throsby，In the morning light，When I Come Around——仿佛也只是在不断地加重好无聊啊好无聊的喁喁低语。赵挺以那个万事提不起劲的第一人称来讲述生活，展开生活，无所谓厌恶，无所谓喜欢。活着，在着，生存着，仅此而已。这就将小说带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消解和无法修复。
这是一篇密度极高的小说。它在那么短的篇幅之内容纳着那么多的生命和故事，每一种生命形态都延展着自己的维度并彼此互涉。在叙事高密的经纬里，赵挺顺手还把文化人乐于参与的“艺术聚会”和“文
快乐动物园案”调戏了一通。但请注意，在所有这些灰无稽的描写之下，隐隐透露着关于“写作”危机的反思。它来自于一个不算起眼的细节：老虎设计的“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是一种自动写作模式，它不停地将海量作品导入数据库。以后的人们写作时，只需有个想法，在电脑里“输入百分之十海明威，百分之三十加缪，百分之三十五王小波，百分之十五博尔赫斯”，即可成一篇作品。如果你恰巧也是一位作家，就可在这百分比中兑入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作家了。”
这个论调是不是很有当下感和流行感？众所周知，作家和文学早就被时代放逐了，不仅如此，当下盛行的AI写作、微软小冰写诗正在大规模地楔入朋友圈和排行榜。不但文学的传播方式被修改了，就连传播内容也完全地可以杜绝作家而抵达“丰盛”。
我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并感到骇然。在《三体》《北京折叠》等科幻文本比文学文本更早、更深地表达种种忧思时，“作家”的去功能化恐怕是作家更需要直接面对的。
我以为，这是赵挺隐藏在看似灰无聊的文本中的一抹凝重心思。在作为大都市和现代化发展符号的“上海”，在众生如众牲般被驯服和控制的“动物园”里，有那么一位看似和他人相同却自有主意的“牲”，他在某个瞬间突然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恐惧并发出了轻微的颤栗：他恐惧于被阉割的“作家”未来，他颤栗于自己“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操作员”的身份。“作家”和“文学”意味着创造，意味着人类动用了最珍贵的想象和情感进行自我记录，如小说中所说：“动点脑子写出来的东西总显得比不动脑子写出来的东西更有意
义。”世间万事万物皆可解放，唯独作家不能解放。因为，如果这独一无二的能力被人类愉快地自行阉割掉的话，那么，我们离被原始和野蛮收割的日子恐怕也为时不远了。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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