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建安游宴诗
摘　要：建安时期的游宴诗是指在建安后期，邺下文人围绕着几次“南皮之游”“西园之游”等而创作的以游览、宴饮为题材，从而表现当时士人生活的一类诗歌，它反映了东汉文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将从建安游宴诗的产生、内容和意义价值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关键词：建安；游宴诗；曹氏兄弟；建安七子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提到建安诗歌，我们首先就会想到那些最具建安风骨特点的感慨悲歌。但是，当我们放开眼光去研究，就会发现，在建安后期的作品中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徐酣宴”的游宴之作，它们则没有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甚至被视为“贵游文学”而否定其文学价值。实际上，这一类游宴诗同样是建安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安后期，“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已逝，而根据《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年谱》记载，可证实徐干也在这一时期游宴活动之列，但现存游宴诗中徐干的诗作已经亡佚，因此，本文将重点围绕曹氏兄弟以及建安七子中“五子”的作品，加以分析。
一、建安游宴诗的产生
游宴诗在建安时期的兴起，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首先，在游宴当中创作诗文传统的兴起，其源头要追溯到《诗经》。在《诗经》的大、小雅中，包含了许多宴飨题材的诗歌，可以说，自春秋时期，亲朋之间贵游欢聚，臣之间互相饮酒赋诗，已经成为了当时士人表达思想感情甚至是政治观点的重要手段，这就为建安游宴诗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次，建安文人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闲暇时间也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建安后期，社会政治出现了暂时性的稳定。建安十六年（211年），在曹氏兄弟的周围聚集了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士。而文士跟随着主人到处朝游夜饮，赏景赋诗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日常活动。据《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年谱》记载，“建安十六年辛卯……五月，与吴质等随曹丕游南皮”。《年谱》中另记：“瑀等六子与曹丕、曹植兄弟在邺中宴集，各有诗作。”这便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南皮之游”、“西园之游”。如此，钟嵘《诗品》中记载：“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二、建安游宴诗的内容特点
历史所记载的宴游随行者以及宴游的盛况来看，在当时的游宴诗作应有相当的数量，就现存状况来讲，笔者统计了建安“五子”作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的直接描写游宴的诗作约有29首（包括曹丕《东阁诗》）。这些诗作的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描写游宴盛况和歌功颂德，二是表达对于人生的思考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
（一）描写游宴盛况和歌功颂德
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得邺下文人多有“南皮之游”、“西园之游”的经历。因此对于游宴盛况、邺城景的描写，以及对于主人功业的赞颂，在诸文士的诗歌中数见不鲜。
作为宴会主持者的曹氏兄弟，有不少诗篇都记录了当时的宴会场景与宴酣之乐。“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等表现除了主人置酒设宴，雅舞弦歌的场面，以及宴会之上宾朋觥筹交错的宴饮之欢。而宾客的欢乐之景我们更可以从“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乐，但觉杯行迟。”“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等诗句中得到印证。酒、膳、歌、舞显然丰富了整场宴会的内容，从“清歌”、“雅舞”这样的意象当中，我们更可以了解到，邺下文士虽然享尽宴饮之欢，但他们所追求的却不是媚俗之乐，而是都有着高雅的情趣在其中。
（二）表达对于人生的思考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
战乱使人们饱受折磨，因而东汉末年的文人骨子里都饱含了对于“人生短暂”的思考，七子当中除孔融外的六人都相继遭受过离乱之苦，才最终归入曹营。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人生“譬如朝露”的思考并不能因为这暂时性的就完全抛在脑后。相反，对于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无疑都格外地珍惜。因此，即使是在游宴诗作中，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于生命的思考以及对忧患意识的表达。“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等，表露出了时光易逝、人生如梦的慨叹，以及深重的忧患意识进而要及时行乐的观点。
三、建安游宴诗的典型意义与艺术价值
首先，建安游宴诗从儒家思想当中摆脱出来。建安时期的游宴诗继承了《诗经》以来的宴飨诗歌形式，但却并不完全地沿袭了《诗经》中的公宴传统，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摒弃了春秋时代儒家思想对“礼”的要求。儒家思想对伦理纲常重视束缚了人的个性情感的发展，在《诗大序》对诗歌功能的概括则更强调的“诗言志”的传统。这里的“志”指的多是儒家伦理纲常、规章制度下的“志”，也就是说，当人的个性情感与“志”发生冲突的时候，情感的地位还是
要退居其次的。直到东汉末年的政治混乱使得汉代儒学的统治地位逐渐瓦解。政治变得乌烟瘴气，经学也就失去了他所固有的依附。“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等观念亦遭到冷落，士人开始追求一种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浮华通脱的风尚。因此，这一时期的宴饮已经摆脱了儒家“礼”的束缚，参与者可全身心地投入到饮酒作乐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士在诗中才可以尽情表达自我欢愉、及时行乐的情感，体现除了诗人的个性意识，从而完成了文学走向自觉的转变。
其次，建安游宴诗对后期山水诗影响深远。建安游宴诗对于《诗经》所反映当时士人宴飨的重要继承与发展还体现在了对于“游”的开拓。《诗经》当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宴飨题材多半是以“宴”为主，而很少提到游览盛况。而到了建安时期，邺下文人在以“南皮之游”、“西园之游”为代表的游览盛宴中广泛地接触到了园林山水之美，自然的感召力使他们从刚刚经历过战乱的恐慌中重新获得对生活的热情，自然之景也带给他们无限地创作激情。许多优秀的诗作就是在这“怜风月、狎池苑”中产生的。曹丕的《芙蓉池作诗》、《于玄武破作诗》、曹植、陈琳、应瑒等人的《公宴诗》、《宴会诗》、王粲的《杂诗》等都包含了大量对山水的描写，对园林景物的刻画。而这些山水之作，大多清丽淡雅又不失婉转，充分体现除了文辞典丽华美的特点，对后世的山水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总结
通过以上对建安游宴诗从产生、内容以及意义价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反映了当时文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将东汉末期以来人们在战乱中所形成的忧患意识以及当时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瓦解，道家任性自然思想走向主流的趋势如实地反映出来。同时它也代表了文学在社会动荡年间从依附走向自觉的伟大转变。因此建安游宴诗在整个建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它的价值，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1］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锺嵘著，徐达译注.诗品全译建安诗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