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俊才云蒸”的时代，曹操凭借自己的政治声望，大力延揽文士，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楷模，大量创作文人乐府诗，曹操诗歌只有二十一首，全部都是乐府诗，笔者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最近五六年来关于曹操诗歌的研究论文，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对种研究观点予以综述。
一、关于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
关于曹操乐府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近来的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五点：1、用乐府旧题，反映时事，用旧歌，写新辞，是文人乐府的开创者。2、突破汉乐府叙事模式，开始大胆抒情。3、突破汉乐府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体式，而多写四言、五言诗。4、曹操诗歌绝少华美词藻，结构也不很精细。5、曹操诗歌大大突破了汉乐府的叙事范围。
1、曹操乐府诗歌用汉乐府旧题，反映时事。依据旧题写新辞。
曹操乐府诗歌脱胎于汉乐府诗歌，诗中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曹操诗歌直接反映了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突破了汉乐府民歌传统，即只反映现实，而极少涉及重大政治事件。曹操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曹操是文人乐府的开创者。另外曹操依据旧曲而写新辞，他根据实际的需要大量改造汉乐府。汉乐府诗歌歌辞与其曲题
切合，很有统一性，曹操在这方面作了改造，不在歌辞与曲题切合，即曲虽为汉乐府之旧曲，辞却为自创，如《蒿里行》在汉乐府中为“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便曹操用它来写时事。在近年年论文中明确指出这一观点的有苏芸《论曹操诗歌的生命主题和创新意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蒋寄红《论曹操的诗歌创作艺术》（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三期）、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傅正义《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三期），还有一些受上述这些论文的影响，也略略的涉及到这个观点，覃育兵《曹操作品的反传统倾向》（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四期）、刘文珍《论曹氏父子对建安文学的影响》（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十二期）。
2、突破汉乐府叙事模式，开始大胆抒情。
化叙事为抒情，汉乐府以叙事为主，尽管个别诗也有抒情成份，但无法改变汉乐府抒情成份少的事实。曹操不仅融抒情于叙事，而且抒情成份相当浓厚。曹操诗中也有叙事成份，但都是从大处着眼，粗线条勾勒，叙事与抒情相辅相承，
叙事是为抒情铺垫，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的“为情造文”的诗歌风格。这是曹操乐府的又一大突破。刘晓丽《曹操诗歌对汉乐府叙事题材的突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十期）和傅正义《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三期）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在
苏芸《论曹操诗歌的生命主题和创新意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覃育兵《曹操作品的反传统倾向》（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四期）、孔瑞明《曹操诗歌的民歌特和文人性》（名作欣赏2000年第三期）、李锦旺《汉魏六朝乐府的分期与阶段特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一期）等上述论文中均有提及。
3、突破汉乐府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体式，而多写四言、五言诗。
汉乐府多为杂言，如三言、五言、四言、七言，显得形式活泼，不拘一格，而曹操的乐府诗多为四言和五言，显得雅致、豪迈。尤其是他复兴了四言诗。汉乐府辞和曲都有严格的对应的关系，曹操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将其进行了修改，将大多数的杂言诗都改了统一改为了五言和四言。由于曹操的特殊政治地位，他将汉乐府诗大量改为了五言诗，为五言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苏芸《论曹操诗歌的生命主题和创新意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都曾提到这个观点，前者更作了详细的论述。
4、曹操诗歌绝少华美词藻，结构也不很精细。
在苏芸《论曹操诗歌的生命主题和创新意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在审美情趣上，汉乐府诗歌多从具体事物写起，反映下层人民生活艰辛与痛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表达感情上激烈而直露，无论表现战争、爱情，以及表现乡愁都尽量释放感情，而曹操的乐府却绝少使用华美
的辞藻，结构也不是很精细，他喜欢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的感情往往悲凉慷慨，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彩，这是曹操在审美情趣上对汉乐府诗歌的又一突破。
5、曹操诗歌大大突破了汉乐府的叙事范围。
汉乐府叙写的角度大多是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由于作者来自不同阶层，反映的广度也涉及到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刘晓丽《曹操诗歌对汉乐府叙事题材的突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十期）一文中指出，曹操的叙事角度不是停留在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以及抗争过程中人们具体的心态流露，而是着眼于历史强加于人类体生命的大灾难，他基于对时事
的深刻认识，对事态情形的了如指掌和对历史脉搏的准确把握，才对汉乐府叙事空间有了拓展，使叙事空间由汉乐府的个体事件的描述扩大到了人类共同面对的历史大课题的关注，由局部的细节描写进入了历史性的整体描写，由偶然的个例事件提升到了具有普遍认知意义的叙述。可以说曹操对汉乐府叙事范围扩大这一突破性贡献，使乐府创作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二、关于曹操乐府诗歌的内容题材及分类建安诗歌
曹操乐府诗歌的分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体式上分，一种是从题材内容上分。
1、从体式上分
曹操乐府诗歌从体式上分可分为五言（如《蒿里行》）、四言（如《短歌行》）、杂言（《精烈》）三种，比较而言，曹操的四言诗更出，他的四言诗是四言诗经历沉寂后的再次掘起，他以卓越的才能，使四言诗成为《诗经》后的又一丰碑。由于曹操的政治领导人地位，他大量写作五言诗，也影响了他那一代和下一代文人也去大量写作五言诗。给出这样分类的有刘晓丽《曹操诗歌对汉乐府叙事题材的突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十期）、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孔瑞明《曹操诗歌的民歌特和文人性》（名作欣赏2000年第三期）。
2、从内容题材上分
根据内容题材分有两种分法，一种是苏芸《论曹操诗歌的生命主题和创新意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给出的分法，共分为三类：一、反映汉末现实，民生疾苦（如《苦寒行》）。二、抒发政治理想、壮志雄心（如《短歌行》）。三、企求长生不老的游仙诗（如《秋胡行》）。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共分四类。一是纪事类，应与前一种的第一类即反映汉末现实，民生疾苦相类；二是述志类；三是咏史类；四是游仙类，与前一种的第三类相同。可以看出前一种分法较为粗略，后一种分法较为精细，这两种分法出现的分歧在于咏史的乐府诗歌是否可以归为一类。其实涉及到咏史的那些诗歌只是通过歌咏历史人物来抒写自己的胸襟和抱负，而述志是抒写自己的理想志向，二者大可归为一类，即第一种分法的第二类，抒发政治理想、壮志雄心。
三、关于曹操乐府诗歌的风格特征
在这个问题上，综合研究者的观点，有三点：
1、慷慨悲凉，梗概多气，豪迈奔放，有浓郁的抒情性。
真正确立诗歌的抒情本位，是在建安时期，在建安诗人中曹操诗歌率先表现出强烈的抒情个人化和个性化，他那沉雄之气根源于他自身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因为他有政治的高度
和文人的敏感心灵，去审视社会，感悟生命，所以他的乐府诗歌才会这种独有的慷慨悲凉，梗概多气。这是曹操的乐府诗歌共有的风格特征。尤其是慷慨悲凉这个风格特征几乎成了建安时期整个文坛的特征。大部分论述曹操诗歌风格的研究者都提前过这个特，候发迅、赵新彬《豪放中见深沉-论曹操诗歌的忧患意识》（中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颜建华《论曹操的杂言体乐府》（安顺师专学报2000年第九期）、苏芸《论曹操诗歌的生命主题和创新意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缪葵慈 萧晓阳《建安诗歌中的汉乐府民歌歌遗韵》（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6期）、覃育兵《曹操作品的反传统倾向》（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四期）、李锦旺《汉魏六朝乐府的分期与阶段特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一期）、朱光宝《文人乐府的开山祖 建安风骨的顶梁柱-曹操诗歌的文学价值新论》（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一期）等论文在研究曹操乐府诗歌的风格特征时均先后提到了曹操乐府的这个特征。
2、古直苍凉，古朴自然。
这是曹操乐府的重要风格特征。孔瑞明《曹操诗歌的民歌特和文人性》（名作欣赏2000年第三期）中指出：“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概括了曹操诗歌风格所谓“古直”，“古”指的是古拙。“直”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直抒胸臆，直率的意思。二是指曹操诗歌语言用字简约，不事雕饰。”李成林《论三曹乐府对两汉乐府的继承》（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四期）、《刘晓丽《曹操诗歌对汉乐府叙事题材的突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十期）、朱光宝《文人乐府的开山祖 建安风骨的顶梁柱》（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一期）、傅正义《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三期）、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先后涉及到这一观点。
3、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
曹操由于他的特殊政治地位，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昂扬进取，自强不息。他一生征战，志在统一神州，他的诗歌下在他的志向和经历的记录。所以在他的诗歌中都基本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这是其他建安诗人诗歌不曾有的风格特征。在朱光宝《文人乐府的开山祖 建安风骨的顶梁柱》（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一期）一文中详细的论述了这一风格特征，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这篇论文也曾提到这个风格。
四、关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在朱光宝《文人乐府的开山祖 建安风骨的顶梁柱-曹操诗歌的文学价值新论》（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一期）和傅正义《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三期）都详细的论述的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朱光宝认为曹操对建安文学有三个主要贡献：1、他感召了大批文人作家来到邺城，从而形成了彬彬大盛的文学局面。2、他开创了文学人乐府诗这一新的艺术创作道路，引领了文人诗歌的创作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极其深远的影响。3、曹操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的人义主义彩和厚重的历史使命感，洋溢着阳刚之气和崇高美。傅正义的观点与他基本相同，，他指出的六点，分别是：1、建安文人诗性精神的开创。2、邺下文人集团的组建。3、第一个大力抒写乐府诗的诗人。4、“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与曹公”。5、情感抒发的个人化倾向。6、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表现。傅正义将朱光宝的三点拆为了六点，意思大体和朱光宝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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