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乃系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建安诗歌
还有别的——
历来作家把建安时代看作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为后世所钦慕。而建安文学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钟荣〈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勘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优秀的作家。“三曹”文学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篇，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80首，其次是曹丕的，约40首，再次是一粲和曹操的各20余首。这个数字大约也反映了曹王四家在建安诗坛的位置。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份演者，“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志士仁人的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后世评价曹操前两首诗是“汉末实录”，称为“诗史”。
其次是抒情性。从辞赋看，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发展看，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曹操“颇有悲凉之句”曹植历年“雅好慷慨”，后则有“忧生之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表现丧乱时代中“人生无常”的苦闷。但这种人生短促感是建立在时不我待要及时建功立业，招揽贤才助成大业的基础上的“慷慨悲歌”之感。后人评价说：“文帝、陈思……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三曹”诗风就是“建安风骨。”
“三曹”文学第三个特点便是它的通俗性。“三曹”诗歌民歌化，语言通俗，受乐府诗歌影响，“三曹”大都运用乐府歌体裁写作。与汉代词赋铺排、堆砌、追求繁缛的文风迥然不同。
“三曹”比较而言，曹操诗歌“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古朴豪迈。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曹丕则善于摹写男女爱情，离悲别恨，多代人抒情，生动体贴。曹丕诗歌特主要在形式多样上。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七言诗，《大墙上蒿行》是“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
散文、辞赋体裁上，曹植《洛神赋》属千古绝唱，《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都很富于形象，能表现自己性格，抒情性强。曹丕散文不多，但与吴质的两封书信却是抒情名篇，文笔清新、流畅。
曹操父子作为曹魏集团主要人物，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直到宋朝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才可相比，但“三苏”除苏轼诗、词、文成就都很高外，苏洵、苏辙相对比较逊。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以他为文学创作的典范。这也是亳州的光荣。
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原因
思想的解放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建安时代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
时代。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儒家所宣扬的忠孝等观念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其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所以人们不再如两汉时期那样，奉儒家说教为经典，唯儒家学说是用。曹操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主张“唯才是举”，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所发《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公然对“”、“贼”、“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伊挚、傅悦、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等予以高度评价，要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用人思想，尤其是对“不忠不孝”者的任用，在两汉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思潮的改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人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思想感情，能够用文学语言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文心雕龙·明诗》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正说明了文人创作的自由。
动乱的社会现实
三国时代的社会大动乱，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人们处于这种动荡的社会之中，有志之士忧国
忧民，对军阀混战表示不满，对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深切地同情，因此形成了建安文学关心民生疾苦、表达建功立业的抱负等社会内容和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文人与以前文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以拯救天下之危亡为终身奋斗之
目标。曹操一生奋战，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王粲有感于百姓的悲惨而“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都表现了建安作家在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能够关心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的真实思想。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体现出“慷慨悲凉”随时代特，也是这些作家能够主动置身于社会大潮之中，并积极地以文学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结果。
领袖人物的倡导
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与领袖人物或统治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汉武帝好大喜功，尤好吹捧，所以便导致了汉大赋的兴盛。当然，汉大赋有其产生的各种因素，但与统治者的提倡是有很大关系的，就象宫体诗的产先与南朝萧氏统治集团有密切关系一样。
建安文学中，曹氏父子三人作为主要统治者，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据《三国志》本传称，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推动了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尤其是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一个“邺下文学集团”，他们之间互相差唱和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文人创作繁荣发展、盛况空前的局面。建安文人集团除“三曹”、“七子”外，还有蔡琰、杨修、路粹、吴质、繁钦、丁仪、丁廙、邯郸淳以及左延年等。刘勰对曹氏父子率领下的建安文学集团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
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
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存在有文学内部、外部的发展规律。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是文学继承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外部的社会现实等则是文学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
五言诗的发展成熟是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中国诗歌发展到汉末，已出现了五言诗，并达到成熟。尤其是《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技巧为建安诗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乐府诗也是建安文学的主要源泉，建安作家的大量乐府题材的诗歌都源于汉乐府，清方东树说曹操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建安作家不仅继承了汉乐府的形式，而且也在内容上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使诗歌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
建安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主要指文学作品能够反映作家的内心思想，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增强了文学的主观抒情彩。这种主观抒情性也是建安作家自觉吸取前人创作成就而形成的。如《古诗十九首》对人生如梦的感叹，对时光流逝的哀鸣，对亲人离别的忧伤，对人生无常的嗟怨，以及对动乱社会的不安感受等都使作品增加了强烈的个人自我意识。汉末抒情小赋一改汉散体大赋枯燥无味的缺点，使作品以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为主，由对统治者、国家、皇权的歌功颂德转变为对抱负不得施展、社会现实残酷、黑暗的愤愤不平，因此，实际上也是使作品的思想由外到内，由社会到个人起了重要变化，这些都对建安文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钟嵘评曹植的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其中，“骨气奇高”指曹植的诗具有时代气息，反映
了时代思想。而"词采华茂”主要指其诗具有优美、华丽的词藻，使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结合。那么，此处所谓“词采华茂"其实也是建安文学的共同特。与汉乐府的质朴无华相比，建安文学在辞采的运用上，显然进了一步。这进步也主要得益于汉大赋的铺张扬厉，抒情小赋的文情并用及《古诗十九首》的委婉多姿。因此，建安文学对于辞采的发展前承各种文体的优美词句及注重词采的文学传统，下开南北朝艳丽柔弱，绮靡婉转的浮华风格。
总之，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文学外部环境、社会发展及文学内部运行机制的共同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