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的焦虑
作者：吴燕君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8期
作者：吴燕君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8期
关键词：父亲之名；影响的焦虑；去势
作者简介：吴燕君（1985—形容男人的词），女，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台港文学方向研究生。
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是以父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由夫妇而父子、由父子而君臣，在家庭、国家秩序的建构过程中，站在权力中心的男性掌握了充分的话语权。“父亲”作为父权制度的象征符号，已不仅仅是对血缘关系的指认，他是一种权力的化身。在这一权力主体
的长期压制下，女性体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于是，在女性奋起争夺自身的话语权之时，“父亲”就成为靶心，在消解、去势的叙事策略下，“父亲”的神圣性光环被抛开，昔日文学话语中勇武英雄的父亲如今一再被颠覆，成为无能、孱弱、精神萎顿的一。
台湾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苏伟贞，她的笔锋长期聚焦于女性的生存境况，讲述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承担。而相对于女性的担当，她笔下的男性则显现出懦弱、无能的一面，特别是对处于话语中心的父亲，苏伟贞一贯平和的叙述中显露了少有的批评锋芒，在这批评中，有同情，有怜悯，展现了苏伟贞的理性和宽容。透过对苏伟贞所建构父子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两性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她内隐的女性意识。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礼俗社会，是由“家”扩大延展而来的。“家”这个社会文化符号强调的是“父子”的关系。“‘父’不只是作为‘子’的自然生命的来源而已，而且它亦是文化生命乃至价值生命的来源。在宗法社会里，‘父’对‘子’而言，绝不只是‘养育’与‘依赖’这样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它可以说是‘根源’与‘生长’的关系。”[1]可以说，“父”对于“子”的性别身份建构、个人主体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父”之于“子”的主体身份建构的意义，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亦有系统的论述。拉
康发展了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认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出路，就是儿童与父亲认同。” [2]为了说明父亲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功能，拉康引进了“父亲之名”的概念。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父亲”已不是血缘概念中的父亲，而是象征的父亲，“父亲之名”代表的是一种法或规范。[3]儿童只有通过与象征法或制度的父亲认同，才能确认自己独立的主体性人格，从而进入到文化的象征秩序中去。也就是说，在家庭秩序中，只有体现律法、经济力量（即拥有菲勒斯）的父亲才能发挥“父亲之名”的作用。本文以《阴影之后》、《陪他一段》两个文本为例，借此管窥苏伟贞对父子关系的思考。
《阴影之后》之“阴影”实乃父亲之阴影，小说讲述的即是这个阴影如何无处不在地影响整个家庭。苏伟贞颠覆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段家，经济重担全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最终她积劳成疾，自杀离世。面对妻子的死亡，父亲的反应一如丧失怙恃的孩子：“父亲怔忡呆滞，半晌后才回过神，完全无法应变。”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担当，感情冷漠，精神萎顿的父亲形象。邱贵芬在《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中指出：“许多台湾女作家笔下的男人都是软弱不堪，失去传统男人主控的权力，形同被阉割去势”，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历经几次殖民时期政治丕变的惨痛经验，台湾男人失踪的失踪，留下来的则学习在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求命保身。台湾妇女面对的是传统男性
权威的崩溃，她们见到的是他们的男人被有形无形地阉割。” [4]小说中，作者隐然交待了这一历史因缘：“来台湾后，父亲坚持不出去做事。”在政局剧变的历史背景下，去国离乡、生活骤变让父亲不但无法承担家庭经济，更未能对子女尽其责任，他已不具备“父亲之名”的作用，而男性主体的成长又有赖于对“父亲”这一象征符号的认同。从这个角度上说，父亲虽然比母亲多活了二十几年，对子女的性格形成、主体建构方面的“菲勒斯”意义却一直是缺席的。
这个萎顿、无能的父亲非但不能发挥原本应有的“菲勒斯”意义，反而造成其子女成长的巨大阴影与重负。这个阴影一直在儿子段培荪身上延伸。工作意愿低落，不敢承担爱情的责任，无法与人沟通、生活而移居山间，这位“台北最后嬉皮士”看似洒脱，实际上是在逃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父亲宿命般的相似，为此深感焦虑，而发出“生命怎么如此漫长”的喟叹。既然无法摆脱父亲的影响，段培荪便选择让影响止于己身，他不要孩子，以切断血脉繁衍的方式来阻断父亲阴影的延续。这也是他唯一的反叛方式。
《陪他一段》中的“他”也始终处于父亲影响的焦虑之中。“他”的父亲不似段父那般没有事业、追求，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和名望，让儿子对其万般崇拜。“他”追随父亲，延续子承
父志的传统伦理。这里，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父亲之名”的隐喻意义，正是如此，儿子才急切地认同于父亲，即使“能力不在这方面”，他也依旧营营于此志。但是无论他如何费心挣扎，父亲的成就还是无从超越，他也因此时时处于无助的焦虑之中，这种无助不仅表现在事业上，更延伸到了他的情感生活中。“像个男人又像个孩子”，费敏的评价一语中的。他一味地索要，费敏成为他寂寞、无助时的救命稻草。一方在无止尽地付出，而一方却连自己的真实情感都不敢承认，实在是个情感上的低能者，一如他的父亲，除了艺术的才情，在生活中却是个低能者。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他都无力摆脱父亲的影响。而父亲虽然从特定的角度上看是菲勒斯的拥有者，然而他的权威仅仅在于艺术领域，在艺术之外，则是个“低能的人”，如此看来，父亲早已在无形之中被苏伟贞去了势。至于儿子，则完全是个自私、软弱之人。由此，苏伟贞的批判态度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父子关系在苏伟贞的小说中集中地表现为影响焦虑的主题，这其中父与子的位阶虽然未曾改变，但是在苏伟贞的消解性的叙述策略之下，父子伦理所代表的男权制度却受到了冲击。无论是《阴影之后》中的段培荪抑或是《陪他一段》中的“他”，都只是作为“宗法血缘链中的一个环节，而非作为一个男性个人主体而存在。” [5]不管是无奈，还是自愿，他们都完成了对父亲的认同，但是父亲并未让他们走向成熟的自我，反而造成了男性主体的失落。
注释：
[1] 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7—28
[2] [3]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1、29
[4] 郑明娳：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M]，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
[5]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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