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9月，第50卷第5期,Sep.,2020,Vol.50,No.5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丈学研宏】
《暂坐》与贾平长篇小说诗学问题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空间。独立小楼则是对日常生活和精神殿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物展示。
海若伦理化日常生活实践有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问题。伊娃的异
国外来者或闯入者身份意在重建日常生活失序或混乱后的平衡，隐喻了中国与世界的密
切关系。贾平凹有意在日常生活维度上重新描述现实主义的新变，而印象主义则被内化
为“团块结构”和“写意”。《暂坐》在近十年的背景下提供了理解新时代日常生活意义的
可能性。以菩萨型女性和悲剧性结局为骨架，贾平凹拓展和深化了日常生活诗学。
关键词：贾平凹;《暂坐》；日常生活诗学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ki.xdxbsk.2020-05-005在题为《怎么写》的“夜记”体文中，鲁迅曾提醒世人，创作乃是“个人的造作”，而“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1］（P23）O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暂坐》就是“她们在写我”⑵⑼⑻，或者说是“
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⑶徑⑷的“造作”。体现在小说中，就是诸如“寻对象呀，寻来寻去，其实都是寻自己”①（羿光语）和“交朋友不也是交自己”（希立水语）似的告白。这样看来，不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其实都是作家处境和思想的反映，是作家日常生活的折射和投影。看得出，《暂坐》延续了贾平凹历来长篇小说的写法。借用《白夜》后记中的说法，就是“开始的时候或许在说米面，天亮之前说话该结束了，或许已说到了二爷的那个毡帽”，酷似“平平常常”和“自自然然”⑷（咖289）的生活流。不过，需要辩明的是，贾平凹的“日常生活”绝非鲁迅所讽刺的那种“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⑸胸3）《新月》风，也不同于“气是内敛的准回收的”⑹（吨废名式“有意低徊，顾影自怜”［7］（逊），而是与“意义、哲理和诗性”⑵（“虚”、意象）融合起来的“实”或物象。所谓以实写虚，则是对过去现实主义创作中贬低日常生活态度的反拨和纠正。
一、“西京十一块玉”：迷茫与挣扎
与此前所有17部长篇小说（《我是农民》有时也被视为长篇小说）相比，《暂坐》最引人注意的变化
收稿日期：2020-06-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常生活视域下陕西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研究（2016J033）
作者简介：关峰，男，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文中对贾平凹长篇小说中语句的引用，参考文献中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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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女性像的形塑。本来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并不缺少性别景观，但像这样“簇集”（constellation）或汇集的现象却不多见。《废都》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可以列举的就有唐宛儿、柳月、阿灿、景雪荫、汪希眠的老婆、牛月清等不下十人。不过，明显不同的是，《暂坐》中的女性不仅在数量上更多，而且角和身份意识也更强。现在看来，《废都》中的性描写之所以成为诟病的对象，除了伦理道德的敏感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女性介入方式和态度的处理所致。换句话说，女性被在传统的意义上描写，缺乏现代合法性身份的认证。庄之蝶与不同女性的关系仅在身体解放的层面上提供了朝向自觉的可能，对更进一步的女性独立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庄之蝶出走的悲剧性结局也是水到渠成的。就像出嫁前夜,“偏放更亮的光芒”的柳月所述:“是你把我、把唐宛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但你最后却又把我们毁灭T!而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和这个家!”女人被启蒙，命运也被决定，但却不能被真正救赎。差不多三十年后，庄之蝶的难题还在，羿光却依然无能为力。发生较大变化的是，女性远非二十多年前的面貌可比，经济独立的她们一改从前的依附地位，几乎每人都做了老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小说的第六部分非常重要，不仅第一次集中展示了众姊妹相，而且还安排羿光和众姊妹促成对话的动力和张力。特别是围坐圆桌喝茶的情景，宣示了女性主体的发达和强大。当小唐介绍的“月光美人”茶引起好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时，大
大海若却表示:“不要喝统一茶，这些人个性各异，口味难调。”姊妹之一的向其语更补充道:“喝一样的茶了，那只是一种人，而我们是每个自己。”不消说，结果是各取所需，人都不同。这一场景充分表明了女性独立精神的壮大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就像她们都是独身，因而挣脱了性的枷锁，获得了身体自由一样。
那么，经济独立的女性是否能够精神独立，就像壁画中的“飞天”呢？女性又是否能够取代男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呢？事实显然并不乐观。被羿光称为“西京十一块玉”的每一位女性几乎都无力摆脱困境：模特夏自花罹病（白血病）死去；画家冯迎遭受家暴，后空难殒身；同性恋人司一楠和徐栖与市书画研究会的范伯生爆发冲突；应丽后和严念初因贷款纠纷互相敌视；陆以可和向其语生意上的不顺；伊娃的离去等都揭示了源自生活深处的无奈和挣扎。对此，羿光表示，她们所处的社会仍然是男权的社会，据此怀疑她们“就真的自由自在啦，精神独立啦”？并提醒“升高了想着还要再升高，翅膀真的大吗?地球没有吸引力了吗”？最终断言:“你们不是飞天，飞不了天的。”确实，看似解放了的她们实则仍受牵制，做医疗器材生意的严念初与芙蓉路口腔医院的王院长的交易就是明证。不过，就像《高老庄》中的西夏，《秦腔》中的白雪，《带灯》中的同名女主人公和《山本》中的陆菊人等被视为菩萨一样，“西京十一块玉”也都有她们各自的善心和玉洁。贾平凹曾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分为传统与现代两大类型。对“十一块玉”而言，就更多传统或善良的天性，与以雾霾为象征的环境污染形成对照，表达了生命与人性中的坚守之美。举凡轮流照顾病中的夏自花；应丽后的主动终止与讨债公司的合约；众姊妹的抱团取暖等都是心
灵的共鸣，就像文末“呐喊”的秦腔一样，呼应了精神的吁求。作为有意味的观照，女性书写隐含了纠偏和制衡的文学理想，也在日常生活诗学的意义上寓示了繁富而细密的审美理想。如果说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经典大都以男性为载体来抒发豪放雄壮的革命激情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再发现则返照了日常生活时代的面影。放大范围来看，西方日常生活文化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对女性与日常生活关系的阐发。著名范例如超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娜佳》，就“描绘出一个非常含糊不定的日常（日常既是奇迹般的，又显得愚蠢可笑），并且通过女性气质来为之塑形”⑻（昭。他如列斐伏尔的“一名妇女买一磅糖”，也把日常生活“放置到一个批判性的交叉学科的框架当中”，揭示了“各种关系的总体性”⑻®37-238）。反观《暂坐》，茶庄女性落也关联了中国与世界、过去与现在、家庭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构筑了精密而结实的日常生活堡垒。
作者曾在后记的结尾自述“困扰”，发问“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
关峰:《暂坐》与贾平凹长篇小说诗学问题•31•不再结婚?”⑵实际上,“最会恋爱”与“不结婚”或“不再结婚”的矛盾已在文本中得到了诠释。概而言之，就是因经济独立而来的精神能量的释放。这种能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日常生活的传统形式（婚姻）再也不能够容纳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未婚的陆以可的“恋父情结”。作为武汉人，几经漂泊的陆以可最终选择西京作为栖身之地，连成都小叔的设计公司副总经理诱惑也不为所动。究其原因，就在作为精神和意义象征的“父亲”符码。不论是在西涝里柿树下的再生人修鞋匠，还是走路时一斜一斜的肩头，眼睛的忧郁和长相上都与父亲“一模一样”的夏自花的情人曾姓男人，
都提醒她与这座城市的深刻因缘。难怪面对应丽后的假设——“如果让你现在回去二十年，你愿意不?”陆以可举手表示赞同。当然，各不相同的选择背后都有基于现实的考量。拿唯一希望再婚的希立水来说，事前打听的详细和考究与在茶庄的调侃和戏谑简直判若两人。对待男友截然相反的谨慎和洒脱态度既展现了经济独立后的女性复杂的婚姻观，也表现了希立水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气度。其他如虞本温对西京老照片的喜爱，向其语的心直口快，司一楠的打抱不平，等等，都在个性中管窥了共性，在一己中推断出关系。贾平凹提倡阐释生活经验的长篇小说写法，《暂坐》同样不以故事为中心，而是关系：“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⑵这一表述再次强调了此前《〈老生〉后记》中所说的“生活就是关系”及“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的观点。可以联想的是，上述“一名妇女买一磅糖”就暗含了各种关系，诸如“这个女人的生活、生平经历、她的职业、她的家庭、她的阶级成分、她的家庭预算、她的饮食习惯、她怎么花钱、她的观点和观念、市场状况，等等”，一句话，可以“大体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国家及其历史”⑻（P237-238）。《暂坐》在差不多二十位的女性关系中还原日常生活真实，厚描了当代日常生活的深邃和博大，也敞开了女性与日常生活相互激发的生产性空间。
二、海若与菩萨型女性
《暂坐》中的女性大体上可分四类：一是仿佛海上灯塔的海若；二是包括夏自花、陆以可、希立水、虞本温、司一楠、徐栖、应丽后、向其语、严念初、冯迎和伊娃在内的“西京十一块玉”；三是好像第二个
徐栖，接受海若赠送团扇的辛起和茶庄二老板小唐（唐茵茵）、小苏、小甄、小方和张嫂；四是夏自花娘（老太太）、房东大妈、胖老太太、吴小琳的妈、吴小琳妈的、严念初的老姑、刘老板、汪婆婆等。四组女性中最体现创作意图的中心人物就是暂坐茶庄老板海若。
“海若”语出《庄子》。顾名思义，既寓意了海纳百川的广阔和宽容，显示了日常生活的特性，又象征了洁净和神圣，昭示了醍醐灌顶的精神洗礼，就像鲁米“人在真理路上的七个阶段”的第六阶段“赐福的自我”所达到的境界一样。海若的吸引力并不在她的财力，也不在经营管理茶庄的能力，更不在她背后的权力：落马的市委书记戚家元和市政府宁秘书长，而是关爱和温暖的亲和力与富有人格魅力的号召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解决生活生命中的疑团的想法和力量”。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是能超越和转化身体（性）欲望的女神（菩萨、观音）型圣女。这类女性表征了节制和善良的伦理传统。像与英英和石华形成鲜明对照的小水（《浮躁》）；与放纵于身体狂欢的唐宛儿、柳月和阿灿不同，特别在篇尾被定格特写的汪希眠的老婆（《废都》）；与白娥和黑娥恰成对比的白雪（《秦腔》）等都被寄予了醒世和救世的深意。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秦腔》篇末的白雪在引生看来“就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同样，在起着烘托和陪衬作用的竹子看来，樱镇特大恶性打架事件后不但患了夜游症，而且脑子也有问题了的带灯也“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o
对女性“佛”或“菩萨”的神化源于贾平凹所受《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女性观的影响，也就是“女子是集大美于身心的，丑的只是男子及社会”⑼卿9）。十年来，除《老生》外，自《带灯》以来的四部小说都
以女性为主人公。特别是《山本》中的陆菊人，不仅经营茶行，还“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对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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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长井宗秀来说，“夫人”陆菊人身上也有一圈光晕，“像庙里地藏菩萨的背光”。与助成英雄大业的
陆菊人不同，“磁铁”海若却在佛堂里凝聚团结了众姊妹。值得注意的是，暂坐茶庄所在的独立二层小
楼几乎是对日常生活和精神殿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物展示：一楼供奉茶祖陆羽（后又请
敬了武财神关公像），二楼则陈设佛像、书册、古琴和壁画。上下关联互通，体现了贾平凹寓虚于实（形
而下与形而上、物象与意象）的创作理念。对二楼壁画既详密又明晰的描述则彰显了恢弘庄重的格调,
寓示了对凡尘俗世的升华。如海若所言，“不管当今社会有什么新名堂，新花样，新科技，而释迦摩尼要
让我们众生解决的问题一直还在”，即所谓“消业”。难能可贵的是，贾平凹没有太过理想化，也没有简
单延续历来观音型女性的写法，而是置海若于日常生活关系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中来探看。与因贪
污而被抓的权贵的瓜葛和留学儿子的不成器就是其中不能承受之“辎重”。即便如此，海若依然自若。
第十一“海若•筒子楼”中望见夏自花娘的情绪转换就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体现。除对病中夏自
花一家的照应外，海若还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地调解因合约而翻脸的应丽后和严念初；说服辛起放弃打
算以试管婴儿胁迫香港老头的计划；打发小唐给逆境中的马老板买衬衣等。佛教中有“骊山老母”的说
法，据提倡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周作人考证，“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原因就在“母性的
贾平凹简介神秘是永远的，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问W549）。看姊妹们的依托可知，海若即分别有“母性的神秘”和“母亲的爱”的“母神崇拜”。较之维稳的带灯和扶助的陆菊人，也更有普遍性和感染力。
带灯和陆菊人虽都赋有菩萨的神性，但不论带灯还是陆菊人，都没有海若的居士身份，也就是“在
日常生活中做禅修，去烦恼”的志趣和笃定。就像《高兴》中所写的“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观音化
身的锁骨菩萨一样，海若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在迷茫无聊而羁绊困惫的日常生活中福佑他人和世
—老家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停车场管理员老汉的“人还不是活着”一语道破天机。一方面，在参与界—
姊妹们生活的同时却不干预。与有窥探癖的范伯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有向其语告密，但在海若，却
不像对待应丽后和严念初那样居中斡旋，而是尊重各自偏好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赋有云林爷
（《土门》）、善人（《古炉》）、老老爷（《极花》）等历史文化传统化身的贤人风范，突出表现在她对美德的
揄扬上。暂坐茶庄的员工守则（“美德十三条”）就是最集中而醒目的展现。与极具理念化彩的云林
爷、善人和老老爷相比，海若的伦理化日常生活实践更有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问
题。在她看来，“大家都是土地，大家又都各自是一条河水，谁也不要想着改变谁，而河水择地而流，流
着就在清洗着土地，滋养着土地，也不知不觉地该改变的都慢慢改变了”o言下之意，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就像河水和土地的关系。二者改变的关键就在“清洗”和“滋养”的道德力量。对个人来说即是自律。
用希立水的话说则是:“要富裕、自在、体面，那么自己所做的一切，比如心存远志，踏实做事，待人忠诚
良善，肯帮助人，即便仅仅给人一个笑脸，一句客气话，那都是有意义的o”这番话是对上述两面的最好
说明，也是提高自我修养的箴言和指南针。五四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对新生活的讨论同样强
调对自我的设计，朱自清的“日常生活中和主义”就厘定为“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⑴］（P57。）。在鬼市和雾霾的氛围和语境中，海若和她的茶庄同样在还原“平平常常的我”中坚守和独行。火锅店老板虞本温一语破的:“如果延安是革命的圣地，茶庄就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圣地。”这里的“新生活”既是对自尊自强的呼唤，也是宣扬互助友爱的福音。望眼欲穿的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尊者、智者）虽然最终也没有到来，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海若未尝不是活佛的化身。众姊妹的拥护和维护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三、羿光与伊娃：日常生活现代性情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深度变革，新时期文学遭遇如何适应市场经
关峰:《暂坐》与贾平凹长篇小说诗学问题•33•
济要求的调整和转换危机。基于日常生活转向的《废都》产生的轰动效应，贾平凹开始探索在长篇小说的写实与达意之间形成互动和融通的可能性。“关系”理论就是尝试和参悟的成果。在第三十三“海若•停车场”中，借死去的冯迎夹在《妙法莲花经》中的读书笔记，贾平凹重申：“生活是各种关系，是关系的过程，是与他人，两个人或十个人，与社会建立关联的过程。”建立在“关系”基础之上的“观念”至少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宗教，象征人类对肉身和苦难的永恒超越。二是艺术与文学。在《暂坐》中的“作家”和“诗人”看来，“把实用的变成无用的过程就是艺术”（羿光语），而“文学艺术都是建立在观象和想象上”（高
文来语）o不过，与身处尘世和众生之中的菩萨型女性相比，无论宗教还是艺术，都是可疑甚至是无望的。《废都》中的孕璜寺、清虚庵和庄之蝶;《秦腔》中的夏风和南沟的寺庙;《古炉》中的善人和山神庙就是自相矛盾的反讽。就《暂坐》而言，活佛的搁置未必不是委婉而含蓄的趋避，借以表明神道角向大众日常生活的下移。与恋人梁磊出访菲律宾的冯迎记录的“感悟”就是生活智慧的“语录”，像“幸福是一种没有任何依赖的存在状态。有依赖，就会有恐惧”；“没有欲望就是神，是天使”；“现在，科技就是神吗，就是宗教吗?”等充满疑虑和纠结。作为西京名片，庄之蝶重生、再版和化身的作家羿光在无聊中打发和消磨时光，无力面对现实发言。矛盾大爆发中的缺席是对他再好不过的安排。与庄之蝶相比，羿光已从狂欢退居旁观。在作家笔下，羿光与海若和众姊妹的关系既暧昧又模糊。可以推测的是，经夏自花介绍进入海若及其姊妹圈的羿光更多扮演了心灵共鸣的惺惺相惜角。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细节是，每位姊妹的头发都被分别保存在不同颜和形状里的小瓷罐中。在为茶庄起名“暂坐”并书写牌匾的同时，羿光几乎影响、提高和帮助了姊妹圈中的每一个人，也营造了茶庄的精神文化氛围。对最苦恼于“求不得”的羿光来说，姊妹们就像此前长篇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铜镜”，照出了他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冲突和分裂。他与众姊妹建立了“最好的朋友”关系，尤其是海若，“没有拥抱，没有接吻，甚至在认识之后连见面握手都没有”，所谓“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第一次写给夏自花的挽联），但与伊娃却正相反，耐人寻味。
羿光的复杂性在于，他在形容茶庄姊妹们为“蜂”、为“蛇”时，也表征了自己在传统与现代上的双重特性。
一方面，他书房的布置，古玩和民间艺术的配置隐喻了自然和历史空间，连同茶庄一道，构建了古老中国的意义系统。这从羿光不断引用的古文可知。在他看来，“世上的道和理，古人都已讲透讲完T，后人仅仅是变着法儿解释罢T”o更有说服力的细节是，每到不好意思时，便“用手摸脸，像猫儿一样”，连海若也称赞“他好就好在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羞涩感”，不无传统中国文化所保有的朴质和内秀之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庄之蝶的衣钵，建立了日常生活意义生产机制。个人生活被政治和经济化地组织起来。不仅被市组织部长邀请共宴北京来的“重要人”，还靠写字发财，其中一幅书法作品就标价十万元。更重要的是，在羿光看来，写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也就是写出由于各种关系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现象（缘生）o此外，还积极评价海若她们“在路上了捡起一个烟头放进垃圾桶里”之“琐碎无聊”的意义。而与伊娃的遇合则是日常生活现代性的寓言。看《废都》可知，与庄之蝶构成身体欲望关系的女性几乎都来自乡下或他处。同样，伊娃的异国外来者或闯入者身份也意在重建日常生活失序或混乱后的平衡，并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2］（K35）O
早年在故乡被分配与妇女一起劳动的经历，奠定了贾平凹对女性生活熟悉的基础。回忆中坦言:“许多读者认可我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其实都是那一段生活得益”，并交代:“我的小说里女的差不多都敢作敢为，泼辣大胆，风情万种；而男的又常常木讷憨厚保守，那是有生活依据的，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深深体会到的，，［13］（P23）O伊娃和羿光的拾云堂故事就是地域文化影响下错位嫁接的结果。事实上，伊娃形象设置的巧妙性远不止此。除了首尾照应和情节表达的需要外，不同叙事线索的引入还利用了历来
受到好评的异质性叙述资源优势。与《秦腔》里的张引生，《古炉》里的狗尿苔，《老生》里的唱师等相比，《暂坐》激发了此前或缺的全球化和现代（人类）意识叙事框架的活力。形成对话和多文本语义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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