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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
瞩望与表达
□关峰
［内容提要］城乡问题实际上是个现代性问题。贾平凹无意走向乡村乌托邦的世外桃源。他重直感和表象，城乡问题的价值归趋也由此而出。二元对立结构并不符合贾平凹在城乡问题上的初衷和目标，故而他作了某种中庸的折衷，深入到了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显示了互动和缠绕的风景。贾平凹的农民自觉象征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如果说批判性代表了贾平凹对城市的基本态度的话，那么这种批判性态度似乎一直就没有发生变化。乡村衰落一直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一大主题。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衰落显然寓示了城乡关系的某种隐喻。其小说大都设置了惊心动魄的高潮环节，这一环节几乎都暗含了大变动的世界所带来的乡村社会的巨变。城乡问题只是表征，自然本身才最根本长久。
［关键词］贾平凹；长篇小说；城乡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091（2019）03－0112－05
【收稿日期】2018－11－19
【项目来源】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常生活视阈下陕西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研究（2016J033）．。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作者简介】关峰（1971－），男，河南夏邑人，西北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城乡问题实际上是个现代性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贸易和流通的增加，作为社会巨变的体现，城乡差距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或被
视为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而成为国民性批判的场域，或被冠以城市病而发起
民族传统的抵抗。
一、城乡失衡：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审美视点
“”结束后开始的新时期文学某种意义上是走向世界的文学。改革文学的出现、人道主义的讨论与现代派的崛起，都在昭示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所作的反应和调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有令人忧虑的
现象，贾平凹就在长篇小说里表示了不安和反思。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
一开始便推出了厌烦省城生活的后生形象。后生承认，世界的发展趋势应
是城市化，但他却困惑：“商州和省城相比，一个是所谓的落后，一个是所谓
的文明，那么，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
衍呢？”（《商州》）这一提问仿佛是斯芬克斯之谜。从老庄到卢梭的答案尽
管各不相同，不乏争议，但小说中还是相信：“‘文明’的省城应该注入商州
地面上的一种力”（《商州》），也就是所谓的“野蛮”。值得注意的是，贾平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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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简介
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凹并不以人为的硬加的“时代精神”
为然。他相信“势”，实际上就是自然的力量。故而他主张：“真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1］（P3）
。在《浮躁》的序言中，他更提出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的观点，并分享心得，
以为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
他的意象世界”［2］（P4）
。显然，贾平凹重直感和表象，所谓天然凑泊。城乡问题的价值归趋也
由此而出。较之农村的本自在，城市的人欲世界就是扭曲和异化。这一态度一直都未改
变，连《极花》和最新的《山本》也不例外。《商州》的主线是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刘成和珍子与商州后生恰在互相说明，共同诠释城市对人的逼迫和剥夺。最终的轰轰烈烈的悲剧并不说明乡村的破产，反倒是直指城市的罪恶。与此相应，《浮躁》中的金狗也是抵抗城市的改革英雄典型。他与石华的
偷情也是城市催生的怪胎，而与小水的分合则是乡村情感的诗意表达。如果说《商州》中秃子与城市的遭遇，《浮躁》中金狗与城市的邂逅还带有感情成
分的话，那么《废都》里的牛的反刍则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具有理性品质了。借“牛”这一意
象，贾平凹表达了自然生命的美景。混沌时期，“天地相应，一切动物也同天地相应，人与所有
的动物是平等的
”（《废都》）。这样天人合一的境界最自由，是人类大同极乐世界。在此基础
上，贾平凹提出了城市消亡论。因为人建造的城市反而将人本身“退化，心胸自私，肚量窄小”（《废都》）。究其原因，还是人自身出了问题。拿主人公庄之蝶来说，与牛月清、景雪荫、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女人的纠缠是小说的一大主体。快感却不快乐，难怪
贾平凹慨叹：“西京半坡氏人，这是人的老祖先，才是真正的人”
（《废都》）。现在城市中人却“是退化了的人太不适应了自然宇宙，怕风怕晒怕冷怕热而集合起来的地方”
（《废都》）。牛甚至产生闯进人家女人而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的想法。对牛而言，城市就是寂寞、孤独和无名状的浮躁的代名词，到城市来就是悲惨的遭遇和残酷的惩罚。牛的病死和庄之蝶的惨死正是对城市的有力控诉和鞭挞。
贾平凹情系乡村，但多年来的城市生活却使他在《废都》里火山般爆发。如果《商州》
、《浮躁》和《废都》还是分别表现的话，那《土
门》则是一次近距离的短兵相接。小说中的仁厚村是个面临被拆迁现实的城中村，城和村在此正面交锋。贾平凹不失时机地塑造了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作为村长的成义“能领着仁厚
村抗拒这块地方不被侵占吗
？”（《土门》）显然，象征着现代化成果的城市正在彻底改变着它所
能碰到的一切，处在城市之中的村庄当然不能逃脱被改变的命运。极富意味的是，有过西藏旅行经历的成义和古格王国的佛石发生了神秘的关联，佛石的质朴、荣光和圣洁也打造了成义的壮美品格。成义的被毙和仁厚村的解体都被罩上了纯净的光环，就像村中肝病的云林爷一样，肝病本身就是表征，意味着城里人动辄生气，拳脚相向的报应。只有土地和地气才能消灭病菌。如果说云林爷是冥冥之中的救世天神的话，那么成义则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民间英雄，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村长是仁厚村在存
亡之时上台的，我的使命就是抗拒仁厚村被消灭
”（《土门》）。但作者也通过范景全之口批评成义
“偏执得像个孩子”。范景全理性地指出：“你们一味反对城市，守住你们村就是好
的吗？”毕竟城市化是大趋势。范景全警告：“现在是产生陈胜吴广的时代吗？”（《土门》）针对梅梅所说村子让拆除，村人去流浪，姑娘作的恶果，范景全预言，城里人和乡下人都面临着困境，最好的办法是“走出浮躁，超越激愤，告别革命”（《土门》）。为此，他还特别提到神禾塬的大同理想：融城市与乡村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天堂究竟可望而不可即。贾平凹也无意走向这一乌托邦的世外桃源。成义最终做了魔鬼，与仁厚村一道消灭。不过回到子宫的隐喻和成义女人手或者相像，都有反讽的意义在。
二、城乡互动的现代性景观
在《高老庄》的“后记”中，贾平凹声明：“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
业。”城乡问题也应作如是观，厚此薄彼或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不符合他在城乡问题上的初衷和目标。毋宁说，他是在作某种中庸的折衷，以求得精神的慰藉或平衡。
从《商州》的后生像雕鹰一样扑向赫赫洪洪荒荒的古土开始，到《妊娠》中回城后的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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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第三期总第八十二期的尴尬和夜游症，以及《浮躁》中面对城市的轻
视没落，金狗强烈自卑中的自尊，似乎都在投射
贾平凹的“农民”情结。这一情结最终在《废
都》中达到高潮。“废都”意象与拾破烂的老头
正相对照，都市病也在老头的谣儿中一览无遗。
不过，从《白夜》开始，贾平凹调整了方向。原
来愤激的情感渐趋平和，他对小说的认识也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
段故事”［3］（P288）。改变的不仅是小说的作法，连
城乡问题这样唇舌剑的辩论性的母题也不再
那么尖锐敌对了。上述《土门》中范景全的调
和派论调即是有意妥协的反映。其实，《土门》
之前的《白夜》就已不再剑拔弩张，而代之以市
井男女的柔软抒情，就像小说中虞白所醒悟的
那样：“平常就是道”，或者“真正仙佛的境界，
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白夜》）唯一可作材
料的乡村女子刘惠惠由丑变美的大城市整容突
变也没有了由头的锋芒。同样，《高老庄》结尾
乡村出身的高子路和城市妻子西夏的相反抉择
也透露了城乡边界和缝隙祛除或抹平的消息。
《高老庄》和《怀念狼》是早在《商州》时就
已设定的主题的延续。《商州》的后生与《高老
庄》的子路后先辉映，替“五四”以来的知识分
子返乡题材拓展了新的空间。同时，《怀念狼》
也放大了《商州》注入“野蛮”之力的理想。这
一源于沈从文的道德用心更大规模地演绎到城
市问题上来，使得贾平凹与沈从文有着某种程
度的亲缘性。拿沈从文的《边城》和《八骏图》
来看《商州》和《废都》，不难理解两人都以“乡
下人”或“农民”自居的深意。《高老庄》一改
“商州”的命名惯例，显然与《西游记》猪八戒的
故事有所关联，子路的陪衬地位再次凸显了城
市“误判”的历史课题。西夏的选择毋宁说是
贾平凹的价值错位。先前的“野蛮”也需“文
明”的濡染，乡村不再是桃花源般的净土。当
苏红式的现代污染侵入传统和文明积淀的神秘
世界时，西夏的壮健和高雅就像是会诊后的药
方。这在《怀念狼》里则是日渐消失的狼性。
“狼”或者与上述“野蛮”相关，但它更多是生气
和精神的象征，是对城市病的疗救之道，正如小
说开头所写，在无敌之战的城市，生命坠落下
去，“气仍是不打一处地来”（《怀念狼》）。而
城市和“我”的关系，“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
魂而使我丑陋着”（《怀念狼》），是狼激发起了
活力和美丽，但这样完善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
却不复再来。贾平凹的悲剧中的喜剧和喜剧中
的悲剧都是他城乡问题的言说方式，也是他斯
芬克斯之谜的叙事万花筒。
古代的“城”字更多政治共同体的意味，而
“市”则为经济的代名词。现代意义上的“城
市”则扩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含。与乡村
相比，二十世纪审美意义上的“城市”多与现代
性关联。而从鲁迅、老舍到茅盾、沈从文再到钱
钟书、张爱玲的城市书写，大都呈现出与主流文
学基本相近的价值选择。乡村的优势地位无疑
主导了此后城市问题的平衡，无形中也表征了
传统乡土中国的本性，贾平凹自然也在这一范
围。不同的是，他并不仅仅停留在彼此对立的
二元判断上，而是深入到了错综复杂的网络之
中，显示了互动和缠绕的风景。拿他最受重视
的“茅奖”获奖之作《秦腔》来说，乡村困境的直
面使他再也鼓不起城市批判的勇气，先前西夏
式的拯救也在“菩萨一样的女人”的白雪那里
无能为力。作者只想“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以纪念“为了忘却的回忆”［4］（P424）。贾平凹打
捞乡村碎片的努力实际上是他保卫乡村梦的理
想主义姿态。然而，其间也并非没有对于城市
的瞭望。小说最后一句“从那以后，我就一直
在盼着夏风回来”，正是某种坚守和向往。虽
然“与峻洁温雅的白雪离异，不只暗示他在农
村变革上的无力，还意指城市的变态和异
化”［5］，但正如子路一样，夏风同样是乡村走出
融入到城市之中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本应做到
考察人（《浮躁》）和范景全（《土门》）的纵横捭
阖的地步，但实际上他们都落荒而逃，贾平凹这
种态度的复杂性正是他对于城市问题的焦虑和
惶惑的体现。
三、城乡的制衡与救赎
如果说《废都》代表了贾平凹对城市的基
本态度的话，那么这种批判性态度似乎一直就
没有发生变化，即便是《极花》和新作《山本》也
不例外。在《极花·后记》中，贾平凹注意到
“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并对“城市夺去
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
村的女人”（《极花·后记》）表示不满。这最后
的一点体现在小说中就是女主人公胡蝶，及立
春媳妇訾米和黑亮娘等。正是到了城市胡蝶才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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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卖。同样，
农村出身的訾米也在城市沦落为。而作为全村最漂亮的女人，黑亮娘的死表面上看是“脚下一滑滚了梁”的结果，但与飞机联系起来，矛头实际上还是直指以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就像曾经沧海的訾米
对城市所作的描述：“那里是大磨盘么，啥都被磨碎了！”（《极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经磨难终
于回到了城市的胡蝶却没有得到农村式的
朴实而真诚的安慰，反而遭到一连串被审判式的追问，诸如“是怎么被拐卖的，拐卖到的是一个如何贫穷落后野蛮的地方？问我的那个男人是个老光棍吗，残疾人吗，面目丑陋可憎不讲卫生吗？问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为什么叫兔子，是有兔唇吗？”（《极花》）难怪胡蝶“觉得他们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个精光而让我羞辱”（《极花》）。因为与被拐卖的虐待相比，城市的猎奇与刺探同样是精神虐杀。城里虽然也有像青文那样打抱不平的正直青年，但在作者
却作了“在上大学”和“爱好摄影”的疏离处理，使得青文成为未受污染的理想智者形象。相似的是，圪梁村的老老爷和麻子婶作为圣贤的象征也在山村延续着老中国的生命。然而，让人感到苍凉和悲壮的是，同乡村一样，他们也在受难，也在经受致命的打击和冲击。无论是青文，还是老老爷和麻子婶，都暗示了城乡截然不同的命运，就像贾平凹所说
：“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极花·后记》
）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原来的乡村不再。在
《秦腔·后记》中，贾平凹感叹“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悲凉之情溢于言表。与《废都》对城市的批判相应，贾平凹虽身在城市，但精神所系仍是农村。他公开承认“我是农民”，反省自己“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
［6］
（P446）。贾平凹的农民自觉象征了传
统和现代的对立。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生命形式
和生存状态塑造了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面对冲击和挑战，贾平凹也在努力调适和有意尝试，《高兴》就是这调适和尝试的结果。和后来的《极花》不同，《高兴》的乐观基调使它一开始还
曾以《城市生活》的面目相号召，以拥抱也许不无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新生活样式和姿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看似改变的“蹊径”仍是他原来主题的延续，生活中的刘书祯（刘高兴的原型）
像
“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6］（P449）
。贾平凹的这一灵感来源与其说是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不如说是
他痛定思痛的自豪。自豪乡村精神的传承和高扬。进城的高兴和五富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陈奂生所能比
的了，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热心去适应城市生活。然而，最终还是农民本性占了上风。不仅有着佛妓锁骨菩萨般内心的孟夷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看似一帆风顺的高兴和五富也陡然陷入泥淖之中，五富凄然去世。显然，城市的阴影恐怕在贾平凹的内心依然存在。惟其如此，刘高兴乐观的城市生活心理和哲学才那么可贵，那般壮丽。
从《土门》开始，乡村衰落一直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一大主题。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衰落显然寓示了城乡关系的某种隐喻，包括《土门》、《高老庄》、《秦腔》、《古炉》、《带灯》、
《极花》、《山本》等在内的很多小说都设置了惊心动魄的“高潮”环节，而这一环节几乎都暗含了大变动的世界所带来的乡村社会的巨变。拿《带灯》来说，开门见山就是
“高速路修进秦岭”。华阳坪的大矿区标志着
“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
”（《带灯》）。富有意味的是，樱镇的元老海阻止修路，保全了风水，结果出了个大人物元天亮。而元天亮的回报樱
镇却带来了麻烦。大工厂的引进使得樱镇人“再也不能在夜里静静想心事了，机器的轰鸣如同石
头丢进了玻璃般的水面
”（《带灯》）。更为严重的是，为从大工厂得利，镇上不长的河滩上居然
开办了两家沙厂。以元老三和换布为首的元薛两家最终大打出手，结果两败俱伤。镇综治办主任带灯也受连累，不仅被撤职，还在事故中受了伤，脑子出了问题。带灯及其萤火虫意象表达了
贾平凹对乡村精神的颂扬和守望。同
《怀念狼》中的生态平衡，《病相报告》中的执著爱情等一
道，成为贾平凹心目中乡村长河最后的堤坝和港湾。这也是贾平凹称赞带灯为“江山社稷的脊
梁”和“民族的精英”［7］
（P416）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映的是，城市似乎是厚障壁，给本应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带来了某种疏远和分离。带灯与元天亮的通信未尝没有这一底，而《老生》中第四个故事中的戏生被匡三司令的警卫员踢翻在
地的场景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隔阂。同样，《古炉》中古炉村的运动和武斗也是大气候影响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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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第三期总第八十二期果，与城市的引领作用不无关系。说到底，混战
与械斗的背后毕竟有没落与兴盛的城乡背景在。
四、余论
贾平凹特别强调“文化背景的问题”［8］（P2）。
中国、陕西乃至当代陕西文学传统都注定了贾
平凹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带灯·后记》中
语）。那就是写农村，并将价值、立场置于农村
一边。这也就解释了他之所以最喜欢湖南作家
沈从文的原因。沈从文自称“乡下人”，贾平凹
也毫不讳言自己是农民，甚至在以《我是农民》
的长篇小说中写到当着女儿的面“弯腰捏起一
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并从“真正的苦难中
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出发，劝告女儿
“到乡下”或“到类似乡下的地方去”（《我是农
民》）。而在具有某种隐喻彩的选择中，贾平
凹也始终推崇写实而不是更时尚更先锋的现代
主义。诸如“我主张脚踏在地上，写出生活的
鲜活状态”（《关于写作———致友人信五则》），
“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
（《高老庄》后记）。其价值旨趣恐怕也是乡村
社会的投影。需要指出的是，贾平凹的城市结
构是共生而非互相拒斥的，不仅《高兴》展示了
融入城市的积极姿态，就是《废都》也只是城市
的一面，而非全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在
《贾平凹答问录》中才对“越有地方性越有民族
性，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议论有所保留。
应当加以说明的是，上述城乡表达在贾平
凹那里并非偶然，而是地域文化和个性心理综
错融通的结果。从前者来看，上到秦汉唐历史
传统，下至包括柳青的城乡偏重（《创业史》中
徐改霞到西安当工人被作为不良倾向对待）、
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和陈忠实的城乡对比
（《白鹿原》中住在城里的白嘉轩二及皮匠二
夫即为一例）在内的乡村书写范式，都在有
形无形中制约了作家的价值选择，贾平凹自然
也不例外。就后者来说，最初19年的农村生活
经历也使得贾平凹深入其中，不能忘却，如他在
《＜秦腔＞后记》中所说：“做起城里人了，我才
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
乌在了骨头里的。”最近的《＜山本＞后记》也
是，贾平凹依然相信：“生在哪儿，就决定了
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情感立场的说明并
不意味着一清二楚或是非分明的两相对立，也
就是说，贾平凹并没有廉价的褒贬，而是有意识
地探寻和规划，以达成城乡冲突的和解。《土
门》中范景全的神禾塬理想及《高兴》中农民工
身处城市的自觉融入就都是解决之道。当然，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实施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城乡问题也许最终将不复存在也未可知，其最
新力作《山本》并没有突显这一问题便是征候
或征兆。实际上，《废都》的极端化处理或有
“人文精神”的时代失语焦虑在内，可以对比的
是，有“废乡”之称的《秦腔》却对兼容并包的中
庸意向作了阐释。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代表土地
和农耕文明的老主任夏天义淤地七里沟的结果
是大面积滑坡的三月廿四日灾难，相反，象征城
市化思维的现主任夏君亭的农贸市场却逢凶化
吉，连丁霸槽（丁矬子）和夏雨合办的万宝酒楼
也在内。到了新作《山本》（原名《秦岭》）那
里，则有了超越性的“本来”追求。在贾平凹看
来，城乡问题也许最多只是表征，与之相比，自
然（“天”）本身才最根本、最长久。从这一意义
上来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乡村本身，可能都
不成问题了。
贾平凹有意大写日常生活现场，又在芸芸
众生的世事无常中咀嚼悲戚和酸辛。这一审美
旨向决定了他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城乡问题就是这一“丰富性和复杂性”最
有代表性的景观。正是在这一意义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大背景上，贾平凹的思考才不无启示，耐
人寻味。
参考文献：
［1］贾平凹．《妊娠》序［M］//贾平凹文集第10卷．西
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贾平凹．《浮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3］贾平凹．《白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4］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5］关峰．《秦腔》：贾平凹的乡村困境写作［J］．内蒙古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37－41．
［6］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7］贾平凹．带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8］贾平凹．前言与后记［M］．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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