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从文（1902—198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荒僻而风景如画、富有传奇彩的湘西凤凰县，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别敏感的审美情趣。他的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在现代乡土小说中别具一格，独具风姿。他带着浪漫的牧歌情调到湘西世界中寻田园诗，以抒情的笔致将湘西人织入“梦幻”的氛围边城 沈从文，仿佛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世界。本文将从德国哲学家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批评方法着眼，来分析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代表性小说《边城》，看看沈从文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怎样的乌托邦世界。
关键词：乌托邦 幻想 理想 人性美 民俗风情美 人生形式
希望
一、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
在批评分析《边城》之前，首先需要对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作一个基本的综述。
“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也即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是布洛赫建构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套哲学体系，该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他1918年出版的《乌托邦精神》一书和1959年完成的《希望的法则》一书中，《乌托邦精神》标志着乌托邦哲学的诞生，而后期的《希望的法则》则标志着乌托邦哲学体系化的完成。这两本书成为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思想理论和精神世界的寄托。在内容上，“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希望”范畴为核心的乌托邦哲学，另一个是以“幻想”为核心的艺术理论。
1、以“希望”范畴为核心的乌托邦哲学
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深感到资本主义生活和文化的市侩气与伪善性，严重地压抑着人和人的个性，人们被封闭在“此刻”的黑暗之中，推动了与世界抗争的力量；由此他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从美学和人类学观点看已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乌托邦理想完全一致，只是在预期一个可能实现而尚未实现的未来方面还不够大胆。该书并未提供一个乌托邦的蓝图，而主要是对乌托邦精神在当代世界的可行性作出论证，强调人是乌托邦的主体，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焦点。“尚未”是指现在尚不存在或仅部分存在而未来可能存在或完全存在的东西。按此观
念，人与世界均处于永远向未来敞开、“尚未”完成的过程中，人本质上不是生活在过去和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现状，而是唤醒生活，催醒一个尚处潜在状态、需靠人的首创精神才能出现的新世界。
《希望的法则》，集中研究人的最深刻的“希望”的内容与形式。他从大量人类“希望”的表现中发现人类走向完善的趋势和实质。同存在主义用“烦”、“死亡”等来规定人不同，他是以“希望”这一基本范畴来规定人。他认为，人有许多激情，但“希望”这种激情却是最富人性的，仅为人所特有，它使人面向未来尚未产生或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面向自由王国。他把“希望”看成是“人生本质的结构”，人并非现有诸属性的总和，而是正在走向某种超越他自身的人；人的本质不是既有或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尚未完成和规定了的；这种开放性就是“希望”，它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人的内在需要。
2、以“幻想”为核心的艺术理论
布洛赫的艺术理论是建立在他的乌托邦哲学也即幻想基础上的。“乌托邦”、“希望”体现了他对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超前把握和幻想精神；同时，这种幻想精神也渗透到他的艺术理论中。布洛赫认为，艺术可以成为精神的一个避难所，因为它在一切越来越“社会化”的条件下，
依然保存着一块审美的净土，但这种保存只是幻想性的，只能以“希望”形态存在。
另外，布洛赫又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提出艺术的幻想实质是对白日梦的改造。在他看来，梦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想象的材料，因为白日梦具有企图改善世界、创造完美性的幻想的性质，幻想和梦幻必定贯穿着走向美好未来的“希望”，它们是符合于自然与历史的发展趋势的。这样，布洛赫对弗洛伊德的“艺术是对白日梦的升华”理论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使之与他的整个艺术幻想论统一起来，体现着一种通过艺术改造、超越现实，走向完满未来的乌托邦精神。
由上可见，布洛赫的艺术理论，渗透着幻想原则，这正是他的乌托邦哲学在美学上的延伸与应用。
二、《边城》里的乌托邦式理想世界
下面，我将借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来分析《边城》所体现出的乌托邦精神，以及沈从文在《边城》中给我们读者展示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精神世界，来表达我对这一小说文本的浅薄见解。
每一位小说家，都是在用文字精心打造自己虚拟的生活空间，构筑现实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小说虚拟的空间，通常是作家理想的世界。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和伤痛无法疗治，试图通过小说虚拟的空间，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伟大的哲学家布洛赫也是如此，面对一战前后弥漫在欧洲的一种绝望情绪，布洛赫也深感人类发生了生活意义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需要寻解决精神危机的良方。在这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者之一的恩斯特·布洛赫是最典型的一个。在《乌托邦精神》一书中,布洛赫提出了乌托邦哲学,它是一种鼓舞世人超越现实,走出黑暗,瞩望未来的哲学。
那么，对于我们的乡土作家沈从文先生，又是什么促使他为我们构想出了“边城”这样一个近乎虚拟的乌托邦世界呢？
1922年夏天，五四运动波及湘西。受其影响，沈从文只身离开离开湘西来到北京，进入了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世界。然而，从乡下跑到大城市的沈从文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他把大城市视为一种扭曲人性的
虚伪的掩饰的做作的文化，恰与湘西的自然淳朴的民风形成了对比。“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然而，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怀念也不能让作者的内心得到满足，因为这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消失。沈先生在他的一篇小说《长河》的题记中曾说到：“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到湘西……去乡十八年，一入长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的一九三三年，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人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却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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