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启蒙——
郭泽生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本文首先结合史实即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探讨了沈从文先生通过《边城》进行“另一种启蒙”的心理动因；之后本文又从小说中“人性美”的实质、小说的语言艺术、小说的原型意义等方面分析了《边城》的“启蒙方式”。最终得出结论。
【关键词】《边城》；传统文化；“另一种启蒙”
【中图分类号】I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652（2019）02-0230-02
一、沈从文《边城》创作的心理动因
（一）晚清至民初的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冲击
纵观两千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作为文化与学术之主流的儒学的名目
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比如汉代的“经学”与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与“心学”，但最根本的旨趣则并未改变。也就是说，两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的确有过变化和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顶多不过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之道”的基本框架内的小修小补。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未发生质变的原因，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动用国家力量所进行得文化钳制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文人士大夫对于“圣人之道”一味尊崇的态度同样不可忽视，在一代代的文人士大夫眼里，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是无需质疑的，其中的价值理念都是是伟大而神圣的真理，而以这些价值理念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人士大夫眼中更是区分“华”、“夷”的标志。在中国两千余年来的文化语境中，传统价值观只需固守并保证代际的传递就好，转变它并不被鼓励，而至于在其中融入来自其他社的“异质因素”则是无法容忍的举措，最后一点在被鲁迅先生称为“衰弊陵夷之际”的清王朝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先进与落后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与时俱进。与被守成思维所裹挟的中华文化相比，西方文化“质变”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
—从压抑人性、脱离现实的罗马天主教文化蜕变为提倡自由平等、重视民主与科学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而当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在近代跟随西方资本一同来华时，便有了“西学东渐”的说法。
“西学”二字实际足堪玩味，因为它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精神文化的由鄙弃到正视的转变，而正视，则是
放下架子和身段去对西学进行学习与研究的前提。
而学习与研究的结果，无疑给予了中国的忧国之士们当头一棒。西方价值理念的现代性与先进性同中国传统儒学的迂腐与落后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促使这些急欲使民族摆脱危亡的忧国之士们走上启蒙之路。“启蒙”二字，既是对忧国之士们所自觉肩负的责任的说明，又体现了他们迥异于过去的士大夫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不再对其一味尊崇，而是清楚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国民性的落后、国家的贫弱三者间的依次递推关系，并谋求文化上的“通变”。而欲“通变”，必先使民知晓传统文化之弊，在文学领域，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启蒙语境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二）沈从文个人进行“另一种启蒙”的觉悟的发生
启蒙主义语境下塑造“中国形象”尽管对于广大民众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却震动了一批进步青年的心，使他们意识到思想文化的愚昧落后与国家贫弱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彻底摆脱“中体西用”的错误观念。而出于对强盛的西方社会的艳羡与对“富国强兵”的强烈渴望，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走得很远，最终滑向了“西体西用”，即“全盘西化”。
然而有阴必有阳，有黑必有白，正如那个“亚洲觉醒”的时代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那样（印度甘地穿传
统服装，提倡古朴的生活方式；日本人经多年维新之后重新提出“和魂洋才”），中国文化守成主义思想亦登上了历史舞台。文化守成主义思想之旨归主要有两点：一，一个民族不能忘本，文化（也包括各领域）的现代化不能把本民族的因素全部抛弃；二，中国的传统文化，虽有瑕疵，但绝对没有启蒙主义者所谓的那么不堪，而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这一派观点的合理性显而易见，所以也掀起了很大声浪，影响了许多人心，沈从文就是其中之一。沈从文不仅从文化守成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他在前期多年的创作与生活经历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渐渐突破启蒙语境的束缚，正如刘洪涛教授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文中所说：“儒家思想把伦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把诗性人格推到了沈从文视野中。
二、《边城》中“中国形象”的重塑
（一）《边城》中的“人性美”及其实质
《边城》中的“中国形象”，具体来说就是指主要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怀，以及边城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在构成《边城》中的“中国形象”的这几个要素中，人物的内在心怀是核心。因为在小说中，实际上人物的外在形象之美由内在心怀之美所决定，同时自然环境实际上既孕育了人物的内在心怀，又是人物内在心怀的外在体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
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2]——
—青山绿水孕育了翠翠美好的心灵，同时又何尝不是翠翠美好心灵的一种象征呢？而人文环境与人物的内在心怀，即“人性美”，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上文所举翠翠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窥见一些端倪，那就是与鲁迅笔下的阿Q以及与那些着力表现乡村愚昧落后的乡土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相比，《边城》中的人物实际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端化”的人物实际就是扁平人物，他们身上的品质（在此为中性词）可能可以被细分为多个，但性质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以阿Q为例，他身上包含多方面内容，比如欺软怕硬、自轻自贱、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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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均可被统归于“国民劣根性”这一个“篮子”里。进一步讲，恰似西方表现主义文学中以符号化的人物来表达作者主张一样，阿Q也是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即清末民初广大愚民的象征，也是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没落处的象征。同样，《边城》中翠翠那不带一丝瑕疵的气性与品格、老船夫的淡泊名利与古道热肠以及边城中人的淳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2]），在令我们感动的同时，也必然使我们觉出其中的“符号”意味，因为翠翠和爷爷身上无论哪一种品格，都指向积极，都指向美。《九三年》中恶贯满盈的朗德纳克最后时刻良心发现凸显其个性的“立体”，这在《边城》中的两位主要人物身上是不存在的。
的确，人物符号化的处理会显得失真，但手段总是与目的紧密相连，与鲁迅先生力求启蒙，力求通过对黑暗与丑陋的揭露来震动人心不同，沈从文的旨在“重新为中国代言”，而代言的目的在于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而翠翠、爷爷以及边城中如杨马兵等其他淳朴善良的普通民众身上的人性之美，就是他用以代言的工具。所以人性里唯有美而无其他“杂质”，就不难理解了。而人性之美，自然与文化紧密相连。边城在文中是处未沐“现代文明”之风的地方，这文化，自然就指传统文化。
（二）老船夫的诗性人格
诗性人格，其实就是一种排斥功利与世俗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老船夫的诗性人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老船夫是一位淡泊名利之人：“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2]对于金钱，老人完全没有世人“熙熙攘攘皆为利”那般狂热与渴求，老人不仅不爱财，还慷慨地将草烟和茶水奉送与那些疲惫的赶路船客们。其次，老人在清贫的生活中仍能葆有一份心灵上的豁达与平静：“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的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2]从小说中我们不难体察得出祖孙两人生活的清贫，但很明显老船夫的内心是充实而满足的，这种充实与满足一方面来自于他不似市井中人一样有太多的欲求，另一方面则来自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的精神愉悦所给予的慰藉。
三、《边城》的语言艺术
边城 沈从文《边城》被许多评论家定性为“富有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无论是“牧歌”还是“乡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指向“昨日的世界”。在《边城》中，“传统”的痕迹随处可见：充满古意的风物、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节日与习俗、人物言行中传统价值观念的渗透等等。而除却内容，形式层面，即《边城》语言的古典美同样不可忽视。
《边城》的语言之所以有古典美，是因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具有些许唐宋文学的品格。比如：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2]这段读来宛如观一幅中国传统水墨画。而自魏晋始有山水诗，唐人将之发扬光大并在宋代衍生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说法以来，这八个字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学里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很显然，这段描写无疑是对“诗画相融”的美学风神的自觉承继，是有意为之的，是作者运用匠心的结果。当我们细看这段文字，不难发现这段文字不仅在意境方面，甚至是文辞上，都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颇为相似，尤其是那句“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更堪为对“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一种绝妙的艺术性的翻译。
四、《边城》的原型意义
艺术，无论哪个门类，文学也好，绘画也好，都必然是对现实的反映，都必然与现实紧密相关，进一步
说，都必然有现实原型作为支撑。
《边城》之所以有原型意义，还是因为这部小说中存在着对于“原型”的构拟。这第一个原型，便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很明显，边城中人，尤其是两位主人公（即爷爷和翠翠）品格上的毫无瑕疵与桃花源中人相通；边城幽美的自然风光与桃花源“良田美池桑竹”近似；同时边城人缓慢闲适的生活节奏也与桃花源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边城》对于桃花源的构拟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回避矛盾，更因之而有了悲剧彩，这些都是《桃花源记》所并未触及的。而这就不得不提《边城》对于民间难婚故事这一原型的构拟。众所周知，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其实都是难婚故事，而难婚的原因全都源于一对矛盾——
—即世俗价值与与之背反的诗意爱情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
—并因此酿成悲剧。回到《边城》的故事中来，我们不难发现，翠翠与傩送爱情最大的绊脚石，其实就是门第等级观念。然而正如民间难婚故事中虽然结局“惨淡”，但却饱含着对于理想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一样，《边城》根本上的思想情感，也绝非是消极的，翠翠决心永远守望傩送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仍是表达了对于美好爱情永不停止的渴望与追寻。
还需说明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求仙情结”以及传统文人对理想世界与人格的追寻，乃是沈从文进行构拟原型选取的思想前提。
其实从上述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构拟”实际也是一种文化继承，是“从传统中来”的一种形式，而若这传统毫无可取之处，则必然不可能充作作家创作的文化资源。但事实上《边城》以传统为素材，最终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成功，完全雄辩地说明了传统文化仍富有价值。回到上述几个“原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桃花源”，还是难婚故事中的价值追求，亦或是沈从文进行原型选取的思想源泉，都无疑算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对于传统文化一团漆黑全然落后的歪理，也是有力的回击。
五、结语
在《边城》一书中，无论是内容方面对于“中国形象”的重塑以及思想内涵上对于传统民间故事的继承，还是形式上（即语言层面）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精华的吸收，都无一不指向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目的——
—为被严重误解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名。而促使沈从文进行这种有别于传扬西方精神文化的“另一种启蒙”的，有客观现实的因素，首先是启蒙思潮所带来的副产品，即社会大众普遍的文化自卑心理，其次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低下的道德状况；也有沈从文个人的主观因素，比如对于文化守成主义的接受与认同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趋于深入、趋于理性，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沈从文欲当“民族代言人”，欲通过“文化药方”来救国的那颗拳拳报国之心。
参考文献
[1]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
[2]沈从文.边城[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3]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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