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艺术风格边城 沈从文
《边城》在艺术上典型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的淡雅优美的艺术风格。他的写人，叙事，壮物都是在自然平淡中显露神情异彩的。与一般写实小说不同，沈从文在《边城》中并不是以工笔的精雕细镂，在复杂多面的社会联系中再现人物性格的完整与丰满的，而是以写意的笔法对生活中最能传达人物神韵的语言、动作和情态加以点染，人物便活灵活现。
《边城》中的人物性格是单纯、活脱的，呼之欲出，少女翠翠的纯净、天真、活泼，老船工的纯朴、诚实、坚韧，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些人物的性格缺乏一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一种“扁平”状态；但人物性格单纯到极至也便成了一种美，一种净化、纯朴、自然的美。《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然得益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滋味，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写意神笔法较深的熏陶，人物性格更具东方式的静的美，其中少女翠翠的性格便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与作品整体的自然和谐之美相适应，作品的结构，衔接自然，浑然一体，整个故事有头有尾，象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从而使作品在异乎寻常的单纯中充盈着一种浑圆畅达之气。
《边城》中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对小城的人事哀乐、景物印象进行美的熔铸，产生了“散
文诗的效果”，洋溢着诗的意境和韵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特。小说中的人事与景物交相辉映，境由情显，情因境生，人美，景美，情更美。无论是“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沽酒”的早春，还是“雨落个不停，溪面一片烟”的初夏，寥寥数笔，即勾画出一个富于光、和谐雅丽的艺术境界。因此，沈从文的小说的抒情不是“浓重”的，也不是大喜大悲式的，而体现为田园牧歌式的悠然与淡泊的情调。
他以自然景物烘托人事，将湘西各种“生命”形式放在特有的“天时地理背景中”加以表现，具有独特的时空调与地方气息。茶峒的景迷人，酉水两岸的村镇城边的炮眼和墙垛，碧溪的白塔和翠竹，小溪流的绳渡和水磨，深山峡谷间的雾霭和风雷，家家户户临水一面的吊脚楼，熙攘热闹的河岸，端午节狭长朱红龙舟的竞赛，泅水能手抢夺大雄鸭子的游戏，元宵节奇光异彩的爆竹烟火，和节日里妇女小孩额上蘸着雄黄酒“王”字的打扮，无不显示着湘西地区风俗人情和自然环境的特有景。
语言质朴清丽，含蓄自然，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的基础上，沈从文吸收了书面语和文言语的特长，使其文学语言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短句重感性，活泛有灵气，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