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学地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
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
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人们对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详情却未必了解。
一、退出文坛
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1948年香
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情的“桃红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
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事实上，郭沫若冯乃超讨伐沈从文，只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前此后，对沈从文的类似批评屡见于报章。论者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还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评过；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这3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并将其系统化。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沈从文作为一个“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作家，边城 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