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诗歌研究
卜召林 朱雯 丁燕燕 张超
中国新诗自“五四”时代的“人生派”起就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愈久弥强的现实主义潮流。臧克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是一个绕不开的丰富存在。他于1933年挟带着诗集《烙印》登上文坛，一洗当时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的柔靡、颓废的诗风，为新诗注入了清闲自然的生命省略，也以此奠定了诗人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正如司马长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的那样：“臧克家这个发誓不写风物和爱情的平民诗人，在国难熬煎的时代出现，像一颗彗星，像一声霹雳，立刻凝吸了全国诗坛的视听。不但使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显得太轻纤、太单薄了，并且也使得写口号诗的左派诗人目瞪口呆。因为臧克家定出了真实的苦难，那些深红的党史性与苦难一比就显出了贫血相。”
诚然，与时代的精神响应同步，始终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关照是臧克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动力和源泉。纵观他的创作生涯，无论是30年代对民生凋弊的同情、为祖国为人民而战的高亢，还是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鞭挞，对坚韧善良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热爱，亦或是全国解放后对新生活、新人物、新制度的歌颂，时代的主题和现实人生的悲苦喜悦都没有溢出诗人的视野，甚至可以说，臧克家的诗作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史。
此前，革命现实主义诗人殷夫的诗作也同样踏着时代的鼓点，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
日》、《别了，哥哥》、《雪字》等“红鼓动诗”也写得格调高昂，奔放激越。臧克家的诗作与此相比则显得含蕴节制。情绪的宣泄不像殷夫那样一泄无余，而是笔有藏锋，冷静中饱含深情，于不动声之中传达浓烈的感情。《洋车夫》似乎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一盏可怜的灯在风雨交加的街心闪烁微光，一个落汤鸡似的车夫呆在车旁。全诗并无半句多余的道白，但那种力透纸背的凄凉和对社会黑暗的控诉之情却隐然可见。同样的，中国诗歌会的主将蒲风也站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直面复杂而又残酷的人生，将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合理血淋淋地挑破，呼唤着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大变革早日到来。《茫茫夜》、《生活》等诗集写得气势磅磗，粗放峻急。臧克家的诗作与之相比则较少直白灼热的呼号，而注重意象的精致营造。他借鉴古典诗歌精炼含蓄的艺术手法，强调炼意炼字。“日头坠到鸟巢里，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难民》）一个“坠”字，一个“溶”字，写尽了黄昏的景致，使表情达意更贴切、生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贴近生活，真切地感受、表达生活是臧克家坚守的艺术信念。在《新诗片语》中
他强调：“现在，我们向诗人要求的诗句，不是外表的漂亮，而是内在的‘力’！因为时代是在艰苦中，我们要大的力量！力，不是半空中掉下来的，它是从生活中磨出来的！所以，一个诗人必得认真生活，然后才能使得诗句光芒四射，灼灼迫人。” 臧克家没有将眼光投向虚幻的彼岸世界也不沉湎于个人的狭小的内心。他的诗脚踏着坚实的大地，是一首散放着芬芳气息的“泥土的歌”。臧克家善于从客观生活中捕捉现实可感的画面，让丰富的思想深藏于艺术形象的内部，于艰苦的生活中，挖掘出隽永的诗意。不用
说名篇《老马》通过对一匹沉默的老马形象的刻画传达出难以言传的丰富意蕴。就是在《三代》中作者所写的：“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短短几行诗就写出了一个农民之家三代人的命运，真实地反映出了中国农民延续了数千年的悲剧命运。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臧克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升华。
对低层民众的关怀，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也是臧克家的诗歌主题之一。传统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本或人民至上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终极人生价值在于治国平天下，拯救苍生，施仁于民。于是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包容着忧患意识的“苦吟”诗的传统。诗人们既体味着主体心境的悲愤和痛苦也没有忘记人民的辛酸血泪和客体社会历史的凄风苦雨。表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良知。处于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诗人杜甫的诗向有“诗史”的美称，就是由于他将浓烈的主体情感与宽广的社会视野作了完美的融合，达到了对时代、百姓之苦的最为本质的反映。
臧克家继承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这一传统，深情地哀叹着人民的悲苦。臧克家用诗营造的世界里有终日劳作却被辞退的《老哥哥》，有四处漂泊无家可归的《难民》，有内心凄楚却强颜欢笑的《神女》，他哭诉着下层民众愁苦不幸的遭遇，勾画了一幅中国农村、市镇，动乱、破败、凄凉的现实图景。更为深刻的是臧克家还深化了“苦吟”这一主题。他诚挚地歌颂了下层民众优秀的品质，使他诗歌的现实主义更深沉有力。《炭鬼》中的工人过着朝不保夕的劳苦生活，却没有失去希望，“有一天，心上迸出了突然的勇敢，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歇午工》中的工人经过了疲倦的午睡之后，“爬起来，
抖一下，涌一身新的力量。”
臧克家对诗歌语言准确、凝练的追求还表现在精炼词句上。古人作诗曾有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真切地道出了诗人炼字的辛酸。臧克家在《烙印·再版后感》中也曾说：“我写诗和我为人一样，是认真地，我不搭乱写，常为了一个字的推敲，一个人踱尽了一个黄昏。”因此，他对诗歌字词的选择是很慎重的，“从无数可以备用的字汇里去严格挑选那最合适的一个，把它安放在最恰当的地方。”（《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例如，在《神女》中“她会用巧妙的舌头，敲出客人苦涩的喜欢”，一个“敲”字将一个历尽人间悲苦与无奈而又在“客
人”面前强颜欢笑的的辛酸刻画得淋漓尽致； “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串清热的眼光”，用“牵动”来传达难民的眼睛之神；《场园上的夏晚》里“蝙蝠翅膀下闪出了黄昏，蛛网上斜挂着一眼闷热”，“闪出”和“斜挂”使黄昏和闷热都成为具体可感的事物，具有了质感和神气；“用拔不出来的耳朵听红毛的鬼怪”，这一句将小孩子对鬼神故事痴迷的神态刻画得活灵活现……这样的例子在臧克家的诗中俯拾皆是。如果说挑选一个恰当的动词已需要下一番苦功的话，那么想用一个虚词来传神则难度更大。在《依旧是冬天》一诗中最后有这样两句：“东风留下了燕子的歌，碧草依旧绿到塞外。”此诗的象外之意、韵外之致全靠“依旧”这一虚词表达出来。后来臧克家在谈到这首诗的时候说：当时国难当头，蒋介石却不准人民抗日，“春天来了，大自然景物依然，静谧柔美，好似东北没有沦亡，山河没有变，大敌没有压境，人民没有反抗……绿草依旧绿到鸭绿江边，绿到塞外，而我们的主权已经达不到那些疆土了！静境中包含着
惊动，柔弱中满含着义愤！”
如果说炼字主要是炼动词，那么炼句就主要是炼意象和形象，如在《大别山》中：“日月从石头上出没，／天地把人心挤得放不宽；／青峰随意乱排起阵势，／峭壁要耸耸身子飞上天。／水不让山光娇好，／把妩媚的瀑布挂在山腰，／流泉到处卖弄清响，／把石子冲洗地光滑剔亮。”本来是石头、峭壁、瀑布等一系列并不奇特的寻常山景，经过诗人的反复锤炼，都变得生动传神而富于灵性，正如王昌龄所说“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
臧克家还常说：“诗贵精”，强调“一行优秀的短句，可以胜过一万行陈言滥调。诗的价值和它的大小不成正比例。有时适成反比。”他认为炼字和炼意固然都能为诗歌增，使诗“精”，但从层次性上讲，炼字相对于炼句处于下位层次，也就是说炼字锻句必须符合表达精炼意义和意境的要求，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言近旨远”，臧克家诗歌中许多篇目虽然篇制短小，用语稀疏，然概括力强，意象深厚，境界悠远，常有一泻千里之势。这些发人深思的诗歌既秉承了传统诗歌的精义，又融入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观照，形成了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美学风貌。在《三代》一诗中，“洗澡”、“流汗”、“埋葬”三个词看似浅显而直白，却将广阔的图景、深沉的反思、厚重的历史以及诗人的真情一同留给了读者，从而使字精、语精、意精有机结合起来。臧克家的诗歌因字传神、因句造境、因意体情，从而达到了“情与景会，事与心谐，含蓄沉湎，百炼千锤”的艺术至境。
臧克家诗歌创作的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始终将“真实性”这一现实主义诗歌美学的精髓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这一追求在他的诗歌中是伴着泥土的芬芳散发出来的。这首先源自他童年时期的特殊经历：臧克家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由
于家道的衰败，那些传统的封建礼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有的约束力，这便使童年的臧克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使他可以随意的与下层的劳动人民交往，跟随他们下地劳作，听他们讲古老的民间故事。劳动人民的勤劳、善良以及与贫困生活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给童年的臧克家以深深的震撼，这种震撼逐渐化作他对农民和土地强烈的亲和力。毫无疑问，这种童年时期就扎根心底的亲和力随着诗人年龄的增长，必定会使他最终触摸到泥土的灵魂，背弃自己所从属的阶级，真正自觉的化入农民阶级，为自己同胞的苦难而立命、立言。
现当代诗歌
在臧克家童年的经历中，有两个人物显得尤为重要，即佃户六机匠和长工老哥哥。他们的勤劳、和善与给予臧克家严厉冷酷教育的祖父、父亲和族叔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使得有着强烈求真、求善愿望的童年臧克家更加深深地爱恋着前者。数十年来，臧克家以六机匠和老哥哥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这则是他祖、父辈远不能企及的。如果说对六机匠和老哥哥的爱恋是源于童年时一种自发的情结的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臧克家将这种爱恋推延到普天之下所有的劳苦大众身上则无疑成为了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和创作追求。正是在这种自觉追求的驱动下，他相继写出了《难民》、《洋车夫》、《渔翁》、《贩鱼郎》、《炭鬼》、《当炉女》、《歇午工》、《小婢女》、《老媪与士兵》、《三代》
等饱含博爱之情的诗歌。像臧克家这样不遗余力地为贫民雕像、为贫民歌哭的诗人，在中国现当代诗歌领域里是绝无仅有的，而他源源不绝的创作动力和奔腾汹涌的创作激情无疑是来自他那特殊的童年经历。
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虽然强调真实的再现生活，但它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的
摹写，而是要能够在生活中自由的出入，使文学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臧克家
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极为精当的实践了这一要求。他的诗作在深入农民生活的同时，又不单纯的被生活所淹没，他以诗人独有的敏锐眼光去审视生活，实现对现实生活独
特的审美观照。正是在这种审美观照中，诗人笔下的生活已经超越了现实的真实而升
华为艺术的真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超越并不是仅仅借助艺术本身就能实现的，它是诗人深入农民生活、对农民生活深切体验的结果。
诗人童年时期和六机匠形影不离，同吃同住，同耕同织，共同寻农村生活的点
滴乐趣——简直成了六机匠的一个“小尾巴”；他也是老哥哥的死党：同他逗趣、听
他讲故事、“偷”他的钱去赌博……正是在童年时期这些对劳动人民大量的感性认识
的基础上，随着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成熟，臧克家逐渐跨越家族门第的界限，开始从
一个劳苦大众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使他的作品在描绘劳动人民日常生
活的基础上得到了升华，到了“思想和情感饱和交凝的焦点”（冯光廉，刘增人.《臧
克家研究资料》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半，第235页）。诗集《淮上吟》中,“坐在城墙上探腿洗脚,/屋脊像鱼掠船而过”,“黄泥不能团作面饼,/秋风不能剪
做寒衣”等诗句，也都形象、准确而又真实的反映出了当时的灾情和灾民的生活状况，这也是他深入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结果。
如果说童年的记忆只是奠定了臧克家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情感基础的话，那么青年时期的经历则无疑使他自觉、坚定地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这种生活经历对他选择民间话语的道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26年，年轻而满怀报国激情的臧克家来到武汉，立志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锻炼自己“新的金身”。然而，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这一系列残酷的现实却无情地打击了他的满腔热情，他别无选择，只得失落地潜回老家，为了躲避追捕，接着他又只身逃往东北。这段遭受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痛苦的曲折经历无疑在臧克家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后来，他在诗作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苦痛：“前日的东西全变了脸/回头看自己年华的光
辉/颜褪到了可怜的惨白/低着头卧在黑影里哭着”。重重的失落感包围着年轻的诗人，让他“再也不会去做那些荒唐的梦”，曾经的理想和希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已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变幻虚无缥缈，前途迷失的臧克家感叹“自己也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就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心中的那种与农民的天然亲和力让他在风雨飘摇中到了精神的慰藉，将自己积蓄的满腔热情倾其所有地献给了他曾经深深依恋的土地和那些在泥土中挣扎的劳苦大众。在诗作中，他满含真情地写道:“我是平凡/心永远在泥土里开花”,“我爱农夫的脸/我爱闻田野的土味/我爱乡村里所有的人”，这些诗句全都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广大的劳动人民在苦难的泥沼中苦苦地挣扎，但他们没有绝望，依然凭借骨子中的那股韧劲同残酷的现实作着勇敢的斗争。这一切在从小就具有农民情结的臧克家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并促使他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描写他们的苦难，倾诉他们的不平，对当时他眼中的社会现实进行原生态的记录。
一个作家的创作取向除了自身经历的决定因素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生活的时代的影响。臧克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登上中国诗坛的，而那个年代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大调整的时期，即要求文学创作反映社会现实。无产阶级倡导的革命文学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他们强调以人民大众为描写对象，以大众化的语言为大众服务。臧克家无疑也受到了这一时代要求的影响。作为一个真诚的诗人，臧克家立足于土地，深刻地了解土地的悲哀与下层人民的不幸，于是在文化选择中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民间文化。他说：“诗人，我们这一代的真诚的诗人，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应该在前
进的人民里面前进，走在历史的前面。”他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从社会的深层出发，用平静的平民之心关注他所热爱的下层社会，用他特有的敏感去触摸当时社会的脉搏。臧克家在对下层社会进行描写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用他那深湛的情感和敏锐的
理性去抒写“活栩栩的生命”，从而使他的以民间大众话语为倾向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臧克家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除了他对真实现状的摹绘和真情实感的流露，还必须依赖于诗歌语言的准确、生动、凝练的追求：其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诗歌描写对象的形象化追求。他说：“形象化是一切文艺创作的特点，一个诗人的思想感情，不通过形象具体、真实、生动的表现出来，就容易流于抽象化、概念化，不能被读者发生感动作用”（《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见《臧克家散文小说集》上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臧克家自觉地运用这一特殊规律塑造了众多具体生动的形象。我们在描写人物的外貌、动作、生活场面、自然景的时候，一般会写得具体而又形象；但如果要描写当时对于社会生活的感受以及情感时，则很容易陷入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而臧克家却能把这种情感表现的丰富多彩。如“愁苦埋倒了我的发/像乌云盖上了我的脸”（《烙印·愁苦》）“我嚼着苦汁营生/象一条吃巴豆的虫”（《烙印·烙印》）……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精彩的比喻将抽象的感情表达得贴切而又生动。
一个植根于农民的诗人，在一片泥土的芬芳中间，高唱着属于农民的歌。他独特的美学选择，使他“努力保持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得以以农民的角度去探索“诗国的堂奥”。以“农民诗人”的努力“使现实主义诗歌重现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得以回归，矫正了诗坛发展的正确方向，揭开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