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汉语动物词的人文意义
“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1] 本章将以汉语词汇中的动物词这一类别作剖析对象，来看看它是如何在汉民族的文化环境中生成、铸形、载义、演变的。
第一节 汉语动物词与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世界
一、汉语动物词与汉民族的动物接触史、驯养史
汉语动物词作为汉语词汇中的一个类别，并不是生来俱成，在汉语出现时就一应完备的。它自身也有一个逐步成长发育的过程。有一些是它的基本词，一些是这些基本词后来的派生词。考察汉语动物词的生成及演变过程，实际上也就映射出了汉民族对动物的认识过程。
汉语词汇的历史远远长于汉字的历史，但没有文字记载的词汇已经不可考了。当人们学会了用文字记录词语时，首先记载下来的词语也就一定是那些最熟悉、最常用的基本词语。汉字的发展阶段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 汉字最初的字根都是象形字。“单体为文”的象形和指事
字成为汉字构成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正是这些象形字反映出了人们自身及其周围最熟悉最重要的事物。象形结构的动物汉字正清楚地证明它们是当时人们最早并最密切地与之接触的动物。邵桐孙的《说文部首类聚》将《说文》总共五百四十部按义类编排，得出了天、地、人、物四大义类，其中又细分２８小类。表示动物的部首类有两小类共６５个部首。这６５个部首中有这几种情况：一种是表示动物身上某一部位、器官或有关事物或动作，如“羽”“卵”“巢”“习”“飞”；一种是与部首的分部原则有关的一些合体字，如“瞿”、“熊”及由两个“鱼”、“隹”、“犬”、“虫”、“虎”分别构成的合体字，由三个“羊”、“隹”、“鹿”、“虫”分别构成的合体字。一种表示动物名称的，如“羊”“牛”“马”“鸟”“隹”“虫”“龟”“犬”“鼠”“象”“蛇”“龙”“熊”“鹿”“兔”“虎”“燕”。
这些表示动物名称的基本汉字一个个“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不清晰却形象地勾勒出动物的形体。考察这些动物汉字可以发现这些动物都是古人在当时最为熟悉的动物。大多数是已为人们畜养，成为肉食、生产或乘骑的基本对象。古书《尔雅》分出《释兽》《释畜》二篇，“在野曰兽，在家曰畜”[3]，古人对家畜总称为“六畜”，“六畜”包括马、牛、羊、猪（豕）、犬、鸡。鸡从鸟来，其它几种家畜的表称字均是象形字。这几种家畜最早为汉民族饲养，表达它们的字也是最早产生的象形字，这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另有一些虽非家养，但仍称得上是与人的生活环境同在的，如“鼠”“蛇（它）”“虫”“龟”“虎”“鹿”“象”等。这些动物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常见动物，也进入到汉字的最早字形中。《说文》对“它（蛇）”字的解释是“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这个解释其实道出了汉语词汇中非家畜类的动物基本词一个重要来源：在居住的生活环境中非常常见，对人们日常生活留有深刻影响。如“虎”在当时还不能饲养，但它的普遍存在和威力，却使人们早已感受到了它那无所不在的影响。“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就说明了在当时极为常见的“虎”对人所造成的伤害及人们对它的恐惧。最早的动物汉字中还有一个指称的不是现实世界所有之物的字：“龙”字。“龙”现在已能证明它是虚无飘渺之物，它是古汉民族的图腾，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龙被赋予了神奇彩，“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云从龙”，“飞龙在天”（《易》）。尽管它莫须有，但如此重要，存在于最早的动物词的体系中，就不奇怪了。
其它的动物字，特别是关于野生动物的字，基本上都是“合体为字”，产生于汉字发展的第二阶段。根据其形似或臆想中的相似，分别归入相近的那些单体动物字之列。这种以形就近归类的习惯在表称日后引进汉民族生活的动物词语身上可以得到明显体现。“狮子”生于非洲和西亚，《汉书·西域传上》：“（乌弋）有桃拔、师子、犀牛。”“师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
”[4] 它有过的名称还有“师子”“酋耳”““狻 ”，但最后定型的是“狮子”。还有象“犀牛”“河马”这些外来动物的名称定名都与它们的形体有很大关系，与汉语原来的形意特征挂上了钩。
带动物的词语 汉语动物词内部的发育情况也充满着人文价值。对动物观察得粗细成为人们接触、认识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描绘一种动物的词语愈是丰富细致，说明人们对这种动物也就愈是了解观察得深入细致，与人们的关系也就愈是密切。据考察，先秦动物词中对动物的性别和长幼进行了详尽辨析的基本上仍限于前面所说的那些象形动物字中。
指鸟的有“雄、鸟父也”。“雌、鸟母也”。（《说文·隹部》）
指猪的有“ 、牡豕也”。“ 、牝豕也。”。（《说文·豕部》）
指牛的有“牡、畜父也”。“牝、畜母也”。（《说文·牛部》）
指马的有“ 、牡马也”。（《说文·马部》）“牝曰 ”。（《尔雅·释畜》）
指鹿的有“鹿：牡 牝 ”。（《尔雅·释兽》）
指狼的有“狼：牡 牝狼”。（《尔雅·释畜》）
有意思的是羊，竟然在白羊黑羊中均分出雄雌而分别名之为 、 、 、 。白羊的雄雌为“ ”“ ”，黑羊的雄雌为“ ”“ ”：
“ 、牡羊也”。（《说文·羊部》）
“ 、牝羊也”。（《说文·羊部》）“羊牡 牝 ”。（《尔雅·释畜》）郭璞注云：“谓吴羊曰羝”。郝懿行注云：“吴羊、白羊也。”
“ 、夏羊牡曰 ”。（《说文·羊部》）
“ 、夏羊牝曰 ”。（《说文·羊部》）“夏羊、黑羊也”。（《尔雅》郝懿行疏）
上面能分辨出性别的多数都是已为人们饲养的畜牲。在需要对牲口进行选种配对繁衍饲养的时候，做到准确辨别雄雌已成为很自然的事情。“羊”在古人的畜牧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是汉民族的主要食肉类，其饲养之普遍、习性之熟悉当为众牲畜之首，故对羊性别的分辨之词当然也就格外多了一层。
于畜养的哺乳动物，卵生动物的性别之分就不是那么重要。人们的了解也就停留在“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释鸟》郝疏）的浅层外观程度上。
至于牲畜中大小长幼的分别，也是愈是家养之畜愈是分辨得细微。
如马有“ 、一岁也”，“马二岁曰驹，三岁曰 ”，“ 、八岁也”。“ 、马小貌”；
牛有“犊、牛子也”，“ 、二岁牛”，“ 、三岁牛”，“ 、四岁牛”；
羊“羔、羊子也”，“ 、五月生羔也，“ 、六月生羔也”，“ 、小羊也”，“ 、羊未卒岁也”；
豕有“ 、小豚也”，“ 、生三月豚”，“ 、生六月豚”，“猪、豕而三毛丛居者”，“ 、三岁豕肩相及者”。（以上均见《说文》）
以上家畜大小之辨都达到相当精细的地步。辨析马牛等家畜的颜、声音、形态的词语也极为丰富。这么多细致描绘的词语表明那时的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对牲畜的认识虽然还不如现代的动物解剖学那么精确入微，但在畜牲的年龄、大小、体形、性别等方面的充足知识，已经能够很好地满足于饲养、繁殖、利用、估价、交易的需要。而对野生动物人们只能用一种比况法进行模糊的描述，如“虎窃（浅）毛谓之 猫”，“罴如熊黄白文”，“兕似牛”，“豺狗足”等（《释兽》）。《说文·鼠部》收有２０字，均为鼠名，其中四分之一均以“鼠也”或“鼠属”相训，其概其泛，等于没释。尽管“龙”是作为图腾之物来供奉，但它毕竟仍
为虚无之物，“确切”而又远离人们地存在着。人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对它进行更多的细微认识，在汉语的词汇中也就没有分辨龙的大小雄雌亲朋子侄等更多的词语了。
汉语动物词还可以显示民族之间畜牧技术的相互交流和传布。发达的畜牧业并不是停留在对原有物种的维持中，“骡”为“驴父马母者也”，司马迁认为象它这样的牲畜“皆谓为匈奴奇兽，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盖秦人造之耳”[5] 。匈奴是游牧民族，其畜养技术当在农耕的汉民族之上，但一经传入即融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汉语动物词的起源和基本构成展示了一部上古汉民族接触、驯养、认识动物的进化史。
二．动物词对汉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人们对动物的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它们生物属性的自然范畴。随着动物走入人们的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批新的社会化了的动物词及有关的词也都出现了。它们记载、反映了当时汉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社会行为方式等极为丰富的内容。“犁，耕也，从牛黎声”（《牛部》），说明牛在造字时代已是农耕的主要畜力。“豢、以谷圈养豕也”（《豕部》），说明圈养谷喂在当时已是猪的主要喂养形式。而狗字的本义，“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声”，和以“狗”字组成的常用成语，“
吠形吠声”、“狗仗人势”、“见兔顾犬”、“兔死狗烹”，则证明“狗”在上古一直是作为看家狩猎的得力助手。由于狗对主人的这种依赖性和忠诚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特别喜爱，“声犬马”，“犬”是古汉民族两种主要宠物之一。
在所有的动物中，与古汉民族的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大概要算“马”了。马的速度快、载力大，因此描写马这些特征的词语也相当丰富。“骑”字从马，“驮”字也从马。“骤，马疾步也”；“ ，马疾步也”；“ ，马疾走也”；“ ，马行 也”；“驱，马驰也”；“驰，马大驱也”；“骛，乱驰也”；“骋，直驰也”；“驻，马立也”，描写“马”的行走动作的单音词竟有数十个。
大量以“马”字构成的成语则相当生动地描写出马与人们社会生活联系的一幅幅画面。马是古汉人最主要的代步工具，“路遥知马力”、“马不停蹄”、“老马识途”，马与人的行路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的快捷又成为测试距离、形容速度的标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马平川”。
因其代步，与人接触的频数也就最高。马与人似乎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人欢马叫”
、“人仰马翻”、“人困马乏”、“走马观花”、“轻裘肥马”、“车水马龙”、“悬崖勒马”、“信观由缰”。“马”甚至成了人的代称，“唯”。还表现出人际关系，“马前卒”、“鞍前马后”、“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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