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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之比较
----浅析王孟韦柳山水田园诗歌之异同
201109073570  徐书志  葛桂录
【摘要】在我国，山水田园诗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盛唐，山水诗与田园诗已经完美结合，迎来了山水田园诗发展的又一次高潮。而王孟与韦柳就是将这次诗歌创作高潮推向极致的重要诗人。本文从王孟韦柳所处的时代背景及风格特征来论述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的共同趋向，来说明诗歌的继承性；从诗歌的内容和艺术风貌分析其差异，来说明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唐代  山水田园诗  王孟韦柳  共同趋向  差异 
中国的山水诗，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和《楚辞》。所谓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的诗歌。田园生活作为独立的题材，进入诗歌的时代比起山水要早。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写到田园生活的诗歌是传说中唐尧时期的《击壤歌》。《诗经》
中也有一些关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如《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等篇开始对田园生活加以具体的描绘。《七月》中农夫一年四季的耕作、采桑、收获……叙述十分细致。除此以外，《诗经》中还出现田园生活的片段场景，如《魏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1]，这些诗句描绘的是女子在郊外采桑的劳动情景。这些作品对中唐以后新乐府系统的田园诗有很大的影响。山水一开始是作为背景描写进入诗歌创作中的（见《诗经》），而山水诗的日见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观沧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山水诗，但是它的出现还不能标志着山水诗时代的到来。
山水诗与田园诗同时成熟是在晋宋之交，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的深化”。在一段时期，大量士大夫因为社会动荡而脱离官场，一部分文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个人的全身利害之间，寻求一条可以相互平衡的道路，“朝隐”的风气由此盛行。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朝廷与山水间，与自然亲近了许多。“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踌躇畦苑，游戏平林”（仲长统《昌言》下）,实际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想。而文人生活环境的转变，不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情趣，更加的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尤其重要的是，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开始追求“达自然之致，倡万物之情”的人格美，人格美和自然美得到了统一。能否
领略山水之美，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自然开始作为一种愉悦畅想的对象去被发现、被欣赏了。王羲之辞官之后，享受“山水弋钓之乐”，他认为这种乐是一种生命之乐，故“我当卒以乐死”。可见，自然之美已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诗人是东晋陶渊明，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刘宋谢灵运。田园生活虽然在《诗经》中就有所表现，并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种题材，但人们公认的“田园诗派”是以陶渊明为创始人，他在诗歌中讲述自己躬耕的辛劳与快乐，描绘着田园生活的悠然。由于在《诗经》中，“农家苦”是田园题材的基本内容，而“田园诗”狭义上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田园诗是由陶渊明开创的（并由初唐王绩所接续，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以后，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虽然数量更多，但主题又转变为反映农家疾苦）。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作于入宋以后，东晋后期，虽然玄言诗中已含有许多山水成分，但毕竟还没有形成以景为主的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东晋的玄言诗在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尚有一脉相传之处，但是他在诗歌中模山范水，充分反映出晋人已经领略到的却还未用文字充分表达出来的山水新意。
唐代山水田园诗走向了巅峰。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其中山水田园诗是唐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够体现唐代诗歌总体特。从现存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出，它们是随着整个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并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盛唐与中唐山水诗尤为突出。而孟浩然、王维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韦应物、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代表人物。下面本人从王孟与韦柳这四人的诗歌比较来分析盛唐与中唐的山水田园诗的相似与不同。
一、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共同趋向
在唐代诗歌史上，多以“王孟韦柳”四家并称历代诗评不乏其例。如“王、孟、韦、柳，均清神闲澹，了无尘俗。其派同出于陶，然亦有不同处。”（毕希卓《芳菲菲堂诗话》）[2]究其根源，就在于四者多致力于山水田园题材的诗歌创作，在对清幽雅淡的山水景物的的观赏中，在对闲淡宁静的田园生活的描绘中，展现创作主体内心的真实情感。在精神旨趣上，追求隐逸的情调与高洁的品格；在艺术渊源上追慕陶谢；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清淡的取向；在诗歌题材上，长于五言律诗。本文在联系盛唐和中唐共同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来分析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的相似之处。
（一）时代文化背景
1．儒释道思想的融合
唐王朝，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王朝：它既带来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又经历了战祸空前的“安史之乱”。关于山水的古诗 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培育了继陶谢之后的第二个山水田园诗创作高潮。而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就是将此次高潮推向极致的关键人物。四人虽跨越盛中唐，却在山水田园诗中展现出共同的创作趋向，这与潜藏在复杂政治经济背后的文化共性紧密相连。本节便试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呈示盛中唐共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以更好地阐释四者创作的共性。
在唐代，文化开明，统治者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儒为本；在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共存。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在唐朝也不例外。儒家思想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这便为士人提供了进退的理论依据。当政治清明时，他们力求上进，以立身扬名；但当时局混乱、个人受挫时，他们又明哲保身，退居田园。同时，佛教在唐代极为盛行，而唐代诸多文人，王绩、张说、孟浩然、王维、岑参、杜甫、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均或多或少受佛教影响。而佛教的基本教
义之一是将现实人生界定为“苦”，且指出“苦”的根源来自人的欲望，因此，主张力求摆脱世俗欲望以达到心灵的解脱。此外，道教在唐代也受到重视。统治者视道教教主李聃为祖先，可见其受重视程度。道教强调回归自然、自由自适。以摆脱物累、物我两忘；在无为中又寓含有为的思想，从无为走向进取。这正符合了人生不得志的士子退而避世并以退求进的心理取向。在这一多元并存文化背景下，受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和科举制度的推动，士人有着积极进取、功成名就的理想；但面对官务的繁重和现实的不如意，佛老思想又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港湾。封建士人便这样在儒、释、道的思想中游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不断寻求平衡，并将此种心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去。
与此同时，三教兼容的政策也影响到文艺思想及诗歌风貌。王、孟、韦、柳身处其中，不可避免要受这一文化政策的影响。在此主要论述佛教思想对四人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四人创作中均有所展示。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登总持浮图》“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点明了他对佛教思想的主动接受。而孟浩然生于襄阳，襄阳自古便是著名的隐居、佛家圣地，耳濡目染，自然也加深了其对佛教典籍的理解。王维更为明显，向以“诗佛”著称。他在《赞佛文》中说“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可知其全家都信佛，那么其受佛教影响之深不言而喻。而韦应物《慈恩伽蓝清会》“鸣钟悟音闻，宿昔心已往。”直抒其对钟磐
梵呗之声的向往之意。至于柳宗元，与王维相似，亦受其家庭崇佛风气的熏染和母亲卢氏的影响。他在《送哭上人赴中压叔父召序》中自叙：“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4]可知其受佛教影响之深厚。在崇佛的同时他们也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纵观孟浩然诗集，有13首涉道诗，数量蔚为可观，这些诗篇，或记叙游览道观的经过，或表达他与道士间诚挚的友谊，间或有倾慕之意的流露，真实反映其儒释之外，兼涉道家。王维也曾于诗中自叙“中岁颇好道”（《终南别业》），这里的道，就是指道家哲学。韦柳二人亦是出入佛道，《寄黄刘二尊师》、《寄黄尊师》、《寄刘尊师》、《摘樱桃赠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寄全椒山中道士》印证了二人与道友间密切的交往，《雨夜宿清都观》、《清都观答幼遐》等则记载了他们游历道观的足迹。
总之，在唐代多元文化影响下，王孟与韦柳是不可能游离在外的，他们身上，体现着三教思想的交织与融合。这使他们如其他文人一样：一方面有着积极入世的理想，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当他们求仕无门、仕途坎坷之时，又转向山水田园寻解脱，以求释放心中苦闷并保持高洁情操。
2．追慕陶谢
王孟韦柳有着共同崇尚的名家。很多人都知道，唐田园诗崇法陶潜，而山水诗则师法于二谢。而生活于唐代的四人当然深受时风的影响，追慕陶谢。牟愿相《小解草堂杂论诗》云：“唐人学陶者，储光羲、王昌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然昌龄气傲，宗元气惨，浩然清词丽句，有小谢之意。”指出他们对陶渊明的继承，并点明孟浩然兼学谢眺。王世懋《艺圃撷余》曰：“诗称发端之妙者，谢宣城而后，王右承一人而已。”看到了王维对谢眺发端之妙的承继，但云“一人而已”不免失之偏颇。事实上，王孟与韦柳四人在推崇陶渊明的同时，四人在吟咏诵读时也反复提到陶谢：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孟浩然《自洛之越》）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微君。（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
门看五柳识，年算六身知。（王维《幕容承携素撰见过》）
复值接典醉，狂歌五柳前。（王维《桐川闲居赠装秀才迪》）
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韦应物《东郊》）
慕谢始精文，依僧欲观妙。（韦应物《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
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柳宗元《答刘连州邦字》）
可知，四人并未游离时风之外。而唐人对陶谢的推崇与借鉴，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对陶谢游赏山水、隐逸田园生活的向往，对渊明安贫乐道、高洁独立人格的赞赏。其二，对陶谢诗歌题材的继承与开拓，实现了山水诗与田园诗的逐渐合流。其三，对陶谢诗歌艺术（含情感抒发、艺术手法、语言风格等）的吸收与融合，取长补短，呈现出清淡自然、含蓄蕴藉的风格。王孟与韦柳，作为承继陶谢的关键人物，在上述诸方面，均有所吸收，并自成风格，将山水田园诗创作推向顶峰。正因他们的参与，山水田园这一重要诗歌题材才得以延续并发展；也正因共同的文化积淀，他们的诗篇在某种意义上才具备趋同性，存在可比性。
（二）相近的风格特征
王孟与韦柳的山水田园诗在风格特征上也具有相近性。儒释道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清空守静的审美观照方式，四者对清淡美学思潮的接受与发展，及对陶谢诸公诗歌艺术的传承与融合，使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呈现出与其它诗歌流派、诗歌团体不同的艺术风貌，表现为清淡的诗风，并为后世山水田园诗人所继承。而短小的五言体式，有助于寓情于景，写景抒情，与清淡含蓄诗风相符，为四人的常用体制。
1．清淡的诗风
“清淡” 即指人生态度上的淡然自得、泊然无为，及艺术品格上的清新自然、淡雅隽永。关于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的清淡诗风，历代诗话不乏其例：“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5]而高闲、旷逸、清远、玄妙均是对“清淡”的不同解释。而这种“清淡”诗风在他们山水田园诗中的具体表现,便集中体现在写景、情感与表达三个方面。在写景上，用语雅淡，意象疏朗，意境清新，给人以较大的想象空间；在情感上，清深闲淡，含蓄蕴藉，有绅士风度；在情感表达上，从容不迫，较为和缓，不似高岑李杜那样昂扬激烈。
纵览《孟浩然集》，“清”字出现达50次之多，“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登江中孤屿话白云先生》），“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洗然弟竹亭》），“清旦江天迥，凉风西北吹”（《送谢录事之越》），“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江、风、旦、响，均以“清”饰之，可见孟浩然对“清”有着特别的喜好，而这一喜好正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也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6]
再来看王维，陆时雍《诗境总论》曰：“摩话写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7]我们姑且出王维的几句诗句，“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送纂毋校书弃官还江东》）“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无不向我们展现了景的清远静美，生活的淡泊宁静，而诗人的情感，融入景中，表达委婉而含蓄，总体呈现出清淡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