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先锋性。他用冷峻的笔触直指现实，并在后期创作中融入深厚的悲悯情怀。除此之外，余华作品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具有鲜明的世界性。但细读余华的作品，不难发现女性是其作品中一直被忽视的一个体，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直没有跳出以男性角为中心的叙述怪圈，女性悲剧层出不穷，死亡、苦难、屈辱等带有黑暗彩的词汇与女性角紧密联系。余华作品中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已经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前国内外对于余华作品的先锋性、叙述风格和创作特等方面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已触及到余华创作的精神内核。但涉及到作品中女性形象，学者多立足于这些形象的分类研究，而关于余华对女性形象忽视的原因往往一笔带过。本文从性别暴力下的悲剧、苦难深渊下的悲剧和性格扭曲下的悲剧三个层面阐述余华作品中的女性生存状况，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儒家思想以及作家自身层面三个方面追溯余华作品中女性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余华作品的悲剧类型
（一）性别暴力下的悲剧
在余华前期的创作中，先锋性是贴在其作品中的显著标签。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化身冷漠的“杀手”，用尖锐的笔触在作品中留下大片的残杀、血腥，让读者在其作品中看到现实背后隐藏的冷酷与残暴。在这类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不以主角登场，但余华却为这些女性塑造了大量的悲剧，且这些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的性别所致。“性别暴力”的概念进入大众视野已有几十年，在1992年通过的《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即明确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1]。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这样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现象屡见不鲜。这里将从《古典爱情》和《世事如烟》中窥探作者笔下的女性悲剧。
《古典爱情》这部小说并未描写俗世中浪漫动容的情感故事，而是展现了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这部作品中余华走向了“先锋”的极致，将杀戮与暴力血淋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描述了幼女被当成“菜人”杀戮的情景：
听他们的话语，似乎都看中了那个幼女，他们嫌妇人的肉老了一些。店主有些不耐烦，问道：“是自家吃？
还是卖与他人？”
有二人道是自家吃，其余都说卖与他人。
店主又说：“若卖与他人，还是肉块大一些好。”
店主说着指点一下妇人。
又交涉一番，才算定下来。
这时妇人开口说道：“她先来。”妇人的声音模糊不清。
店主答应一声，便抓起幼女的手臂，拖入棚内。
妇人又说：“行行好，先一刀刺死她吧。”
浅析余华作品中的女性悲剧
文/孙  婷
摘 要：作为先锋时期的代表作家，余华以冷漠叙述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
象往往被忽视，并且一直没有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视角。余华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先锋性。他用
冷峻的笔触直指现实，并在后期创作中融入深厚的悲悯情怀。余华作品中的女性悲剧主要表现为性
别暴力下的悲剧、苦难深渊下的悲剧和性格扭曲下的悲剧三个层面。而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儒
家思想以及作家自身层面三个方面追溯余华作品中女性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余华；女性悲剧；先锋性
店主说：“不成，这样肉不鲜。”
幼女被拖入棚内后，伙计捉住她的身子，将其手臂放在树桩上。幼女两眼瞟出棚外，看那妇人，所以没见店主已举起利斧。妇人并不看幼女。
柳生看着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听得“咔嚓”一声，骨头被砍断了，一股血四溅开来，溅得店主一脸都是。[2]作品写到此处，柳生与小的浪漫邂逅以及那句“不管榜上有无功名，还请早去早回”的誓言早已灰飞烟灭。余华用这样直接的“菜人”情节将中国历史上荒年间“人吃人”的现象展露无遗，并将女性作为被杀的对象，更显露出在男性背景下女性命运的不可抉择性。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小”和幼年的孩童也无法逃脱被杀戮的命运，更无浪漫的爱情。
《世事如烟》是余华展现暴力现实的又一巨作，在这部作品所描绘的七个家庭的故事中，没有一个体现出中国传统意义上家庭的温情，反而将这一层家庭关系撕毁，来使人性中的暴力展露无遗。如其中描写的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每月十五是算命先生的养生之日，这一日他便会走出家门，在某一条胡同里他会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正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他就将她带回家中。对付那些小女孩十分方便，只要给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他的都是一些很瘦的女孩，他不喜欢女孩赤裸以后躺在床上的形象是一堆肥肉。[3]530
这位算命先生采用“采阴养阳”的方式来延年益寿，保持生命活力，因此摧毁了一个个的花季少女，“4”最
终也被自己的父亲和这位算命先生合谋致死。余华在这里将笔触延
伸到中国农村地区，暴露出女性在落
后地区命运的悲惨以及男性对其的迫
害。这些由“性别暴力”导致的女性
悲剧让人叹惋。
（二）苦难深渊下的悲剧
当余华的小说创作进入20世纪
九十年代后，其作品的先锋性有些衰
退，增添了更多对现实的关注，融入
了更多的人文情怀，然而这些作品中
的女性仍然是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
“苦难”是这一时期余华加在女性身
上的沉重枷锁，无论是来自时代社会
的压力还是来自男性的压迫，她们都
无法逃脱。
《活着》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无
疑是最后唯一的生存者——“富贵”，
但正是因为对富贵的过于关注而使人
忽视了其中的女性形象。家珍和凤霞是这部作品中极富魅力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是苦难的最大承载者。家珍作为米行老板的女儿，她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好品质，并且念过书，但在嫁给吃喝嫖赌的富家少爷富贵之后便开始过上了苦难的生活。“我女人家珍当然知道我在城里这些花花绿绿的事，家珍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辈子换来的。家珍对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我在外面胡闹，她只是在心里打鼓，从不说我什么，和我娘一样。”[4]这是家珍对于自己丈夫的态度，无论是当富贵赌博成性对他拳打脚踢，还是富贵被抓去当壮丁，她一人照顾全家艰难度日时，这个女人都选择对富贵死心塌地，仿佛已经习惯生活的苦难。
家珍和富贵的女儿凤霞出生就是哑巴，但事实上她的存在是对苦难的无声控诉。因为先天的残疾而被周围人嘲笑讥讽，后来知道自己会被送人时，“哭得身体抖一抖”，最后终于与二喜结婚生子，让读者认为她即将过上幸福的日子的时候，却因难产而死。这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就这样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家珍和凤霞这样一对苦难的母女的悲剧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力。
（三）性格扭曲下的悲剧
余华的作品中众多女性被苦难和悲剧所笼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物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在家珍、凤霞、许玉兰等形象身上都有体现。随着余华小说创作的深入和时代的变迁，其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性格扭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往往以“非正常人”的状态存在，通过
这类人物的塑造，作者深入地探究了女性心理中黑暗冷漠的
一面。这类人物在小说《难逃劫数》和《兄弟》中都有体现。
余华在《难逃劫数》中刻画了几个性格畸形的女性，她们被“死本能”所主宰，并最终走向死亡的深渊，例如其中对露珠和森林妻子的描述：
东山俊美的形象使她忧心忡忡。在东山最初出现的脸上，
她以全部的智慧看到了朝三暮
四。而在东山追求的间隙里，
她的目光则透过窗外的绵绵阴
雨，开始看到她与东山的婚礼。
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了自己被抛
弃后的情景，她的目光长久地
停留在这情景上面。[3]544
他妻子在那一刻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如一只汽车嗽叭突
然摁响一样。妻子的哭声像硝烟一样在屋内弥漫开来，她用食指凶狠地指着森林：
“你从来没为我买过一条漂亮裤子。”
那时候森林眼前出现了一片空荡，而一块绝望的黑纱在空荡里飘来了。正是在这一刻，森林心中燃起了仇恨之火，正如他后来对沙子所说的：“我仇恨所有漂亮的裤子。”[3]544
露珠对东山病态的爱使其失去对东山的信任，自身缺乏安全感，在恐惧与臆想中惶惶不可终日。森林妻子内心的嫉妒让她失去了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判断，对世界开始报以仇恨的态度。这些畸形的心理和扭曲的性格都是存在于人性中的罪恶因子，它们在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被放大到极致，在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下使她们“疯魔化”，直至将她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兄弟》是余华创作于21世纪的一部小说，林红作为女性代表在“”前这样一个压抑的环境中登上舞台，从一开始淳朴的乡村少女到最后成为美发厅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在作家笔下一步步被异化，或是说被这个疯狂的世界同化。林红对于情欲的追求使他在丈夫离家后经不住李光头的诱惑，成为他的情人，并陷入疯狂的“做爱”之中，宋钢的死使她沉寂了一段日子，但迎来的是更大的爆发，直到故事结局成为刘镇的“林”。林红这个一开始被塑造成的温柔女神最终彻底堕落，女性的美丽善良曾在她身上完美显现，但女性性格中的黑暗面也在她身上被无限放大。这些隐藏在女性心灵的深层因素使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层次进行探讨，同时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她们的悲剧性所在。
二、对余华作品中女性悲剧的深度思考
（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具有不可比拟的决定作用，同样，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悲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方面自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出现后，男性便逐
渐掌握了绝对的私有财产[5]，他们的家庭地位因此上升，而女性由于自身经济地位的丧失，使之自然依附于男性，她们的命运也开始为男性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时代风貌的变化，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生活诱惑着包括女性在内的芸芸众生，也使她们迷失自我走向悲剧。
例如《兄弟》所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从“”前期到改革开放后期，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金钱与利益成为多数人追逐的目标，林红生活的刘镇成为一个“笑贫不笑娼，有奶便是娘”的病态区域。一边是丈夫在性和经济能力上的缺陷，一边是李光头、刘作家和赵诗人这些曾经被她冷眼相看的男性的发家致富，林红的心理开始失衡，她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但是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主导的时代中，她自然地将这种愿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最终没能承受住李光头的诱惑，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此外，余华在另一部小说《世事如烟》中则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的落后、思想的腐朽，女性的地位在农村进一步被忽视和压低。
“4”
作为一位花季少女，她的命运完全被掌握在男性手上，从被认为是被鬼附身到“4”突出的声音在瞎子的心上留下了一道很难消失的“瘢痕”让她成为愚昧的算命先生的目标，“4”的人生就断送在自己的父亲和算命先生手上。这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思想观念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使女性难逃悲剧的命运。
（二）儒家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可悲的是这种思想往往成为男权社会下迫害女性的思想武器。儒家思想确立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观念，女性在由这种思想主导的社会中无限服从于父权和夫权，其一生都被父亲、丈夫和儿子所支配。《易·家人卦》中说到：“无攸遂，在中馈。”疏云：“妇人之道，巽顺为常，无所以遂。其所职主在于加中，馈食供祭而已”[6]。这样的思想使女性处于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最底层，
除了照料家庭别无其他可做。儒家思想还规定“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在不断发展，但并没有对女性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在儒家思想的制约下，女性已经失去了接受教育的资格，丧失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甚至几千年来很多女性已丧失了反抗意识，逐渐接受这些不公，并开始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7]。
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余华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活着》中的家珍虽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甚至受过一些教育，但仍然不具备反抗性。在封建思想盛行的社会大环境中，对女性的要求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家珍便是其中的一员，她被自己女性的身份和“三从四德”思想所制约。家珍无限顺从于丈夫，在嫁给富贵后对丈夫放荡的行为敢怒不敢言，即使丈夫输掉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家珍仍然用妻子的身份要求自己，对丈夫不离不弃。当丈夫被抓去当壮丁数年未归，她便独自承担起赡养婆婆和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这种女性对自己自身的要求和对命运的屈服，是封建思想留在女性身上的时代印记，也是造成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作家自身的创作心理
在探讨余华作品中的女性悲剧以及女性与暴力血腥的联系时，不可否认与作者自身的因素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这与余华自身的创作道路和心理密切相关。作家的童年在医院度过，在青年时期又学习了医学知识，因此对血腥、死亡这些因素早习以为常[8]。于是作家在《古典爱情》中以几近旁观者的身份揭开
爱情的面纱，去细致地描述“菜人”的场面，灵活运用鲜血、坟墓、黑夜和绿光等令人恐惧的死亡意象，将作品变成真实的尸体解剖现场。其次余华在作品创作道路中，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和其他文学思想的影响，使其可以摆脱中国传统文学的束缚，深入探究社会现实和人性心理。再次，余华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但他的人生中经历了一些中国社会最艰难的阶段，这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女性苦难悲剧的叙述来挖掘现实背后的黑暗是其作品表现的一个方面。无论是《难逃劫数》里疯魔的露珠与森林妻子还是《兄弟》中走向堕落的林红，都是余华用来反映时代变化给人带来强烈的心理扭曲的符号，她们只是时代中的一个因子，作家通过她们的悲剧来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浮躁与不安。
最后，余华作为一个男性作家，通常采用男性视角进行叙述，将男性作为故事的主角而忽视女性体的存在，这是众多男性作家容易走进的叙述怪圈。对余华作品女性悲剧的深层探究，既要进一步走进余华的作品深处，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的思考。作家作为社会价值的传递者之一，应该突破自身性别的限制，让女性角真正在文学创作中处于平等地位，也让文学真正成为“人的文学”。
参考文献：
[1]方刚.论性别暴力内涵的新扩展[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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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艳萍.中国女性发展的哲学反思[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
[6]刘建波.女性主义视角下先秦两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爱情悲剧
[7]张晓光，杨光，陈秀娟.传统妇女观与中国女性社会地位问题探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36-39.
[8]吕园园.余华小说苦难意识的衍生和升华[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3-35.
作者简介：孙婷，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汉语言文学。
编辑：刘贵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