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理想
《西厢记》的爱情解读
摘要：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喜剧，其爱情描写具有鲜明的理想性, 内涵远远超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局限,现代意义的性爱比较接近。与同时代和后出的爱情文学作品比较,王实甫把爱情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境界，具体表现为崔莺莺、张君瑞爱情的纯粹性、自主性和专一性。《西厢记》不但塑造出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而且提出了自由平等、忠贞不二、肯定人欲等等新的爱情婚姻观，作者所揭示的反封建反礼教思想，歌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理想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
关键词：《西厢记》；爱情；婚姻观；
被明人王世贞誉为“北曲压卷之作”的《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优秀作品，描写的是相国小崔莺莺和书生张君瑞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元棋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其爱情故事已颇为生动、完备，但结局是一个“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从而大大削弱了其思想性。此后出现了很多描写这个爱情故事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元代王实甫的
《西厢记》。将一个爱情悲剧改变为男女主人公相爱、反抗最终美满团圆的爱情喜剧。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寄托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代表了当时及后世人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对自由平等的爱情婚姻追求和向往的理想。
我们说《西厢记》中的崔、张爱情具有理想彩是指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局限，和现代意义的性爱比较接近。与同时代和后出的爱情文学作品比较，王实甫把爱情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境界。具体说来,《西厢记》爱情描写的理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纯粹性
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结合很少有当事人的情感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强调指出:私有社会的个体婚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根底，而以经济条件为根底”，“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包办正是如此。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青年女子像鸟儿一样关在笼子似的深闺之中，并为之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防止与青年男性自由接触，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根据家世的利益，把女子作为“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交易商品。至于当事者本人，只能
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但是正如《倩女离魂》中张倩女说的:“你不拘紧我可倒不想，但把我越间阻，越思量。” [1]不愿让人摆布约青年女子总想方设法冲出牢笼，追求自由的爱情，结果就出现了和统治者的愿望相反的事情。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下，青年男女有偶然接触机会，就自然会形成“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恋爱方式。爱情题材作品中以这种方式为最常见，几乎形成一个套子。《西厢记》正是这样类型最成功的作品。
《西厢记》以纯粹的爱情来对抗封建礼教，产生了震撼人心的魅力。莺莺和张生是一对出生贵族但现实中门第悬殊的青年，因在佛殿偶然相遇，一见倾心，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结合很少会参考当事人的情感因素，个体的结合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根底，而以经济条件为根底，是一种“由父母包办，权衡利害”的事情，双方往往都成为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深闺中的女子像被关在笼子中的鸟儿一样，被种种清规戒律束缚，禁止与青年男性自由接触。不愿任人摆布的青年女子强烈的想要设法冲出牢笼，追求自由的理想的爱情。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下，青年男女有偶然接触机会，就自然会形成“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恋爱方式。爱情题材作品中以这种方式为最常见，几乎形成一个套子。《西厢记》正是这样类型最成功的作品。
小说一开始他们的爱就具有反礼教意义，刚出场莺莺就是位具有强烈伤春情感的少女，看见“花落水流红”，便“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尽管她重孝在身，但遇到翩翩少年郎时竟敢“尽人调戏,只将花笑拈”，临别时竟然“回顾覻末下”。按礼教规定，她不应该有表现理性的行为，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能有。可是她见到张生，竟倾心相慕，秋波传情，月下联吟，“神魂荡漾”。她埋怨“老夫人拘系的紧”，讨厌红娘“影儿般不离身”，苦于和张生“难亲近”而“情思不快，茶饭不进”，“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未遇见张生时她的感情是漫无目标的“闲情万种”，她自己也说“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客人，厌的倒退；从见了那人身，兜的便亲”。是什么内动力驱使莺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热烈的爱上了张生？就是因为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的风度和“一天星斗焕文章”的才华。但王实甫没有停留在一见钟情的描写上，而是通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展现了张生和莺莺成婚的爱情根底。
作为戏剧的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介书剑漂零的书生，他虽是礼部尚书之后，但因父母早亡，早已家道中落。因而他要进京赶考，重振家风。但当他在普救寺偶遇莺莺，莺莺的美貌使他“魂灵儿飞在半天”，立刻“风魔”上莺莺，于是把功名抛到了九天云外，完全沉醉在对爱情的追求之中：凭居西厢，借故搭斋，墙角吟诗，到道场传情，搬兵解围，老夫人赖婚，他见不
到莺莺便“相思病染”；当得到莺莺的相约诗笺，由于狂喜错解诗意把墙翻。戏剧充分展示了张生重爱情而轻功名的内心世界：“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害不了的愁怀，却才觉些；掉不下的思量，如今又也。”
戏剧打破了“才子佳人”的俗套，让张生以一个白衣秀才的低微身份，通过他热烈大胆的追求爱情的果敢行为，赢得莺莺对他的顾盼垂爱；莺莺明知已有父母之命的婚约却移情倾心于张生的才貌，接受了他的爱情，两人的爱情是建立在真实的感情根底上的，显得合情合理而十分纯洁[2]。崔莺莺和张君瑞在佛殿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他们由两情相悦发展到幽会同居,最后结为美满姻缘。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崔、张二人心中的只有相互之间爱慕相思的感情,没有任何的社会功利因素,甚至连传统的伦理规范在爱情面前也失去了庄严的意味。做道场本是追祭亡灵的仪式,而《西厢记》第一本就名为《张君瑞闹道场杂剧》,一个“闹”字极为传神地概括了刚刚进入热恋的男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张君瑞自己也说:“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追祭父母在这里成了他接近莺莺的手段。张君瑞爱慕莺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她欢会同居。当他在爱情上一再受挫以至无望时,他就郁积而病,只有到莺莺私奔前来欢会时才振作起来。《西厢记》第四本《酬简》一折以华美柔婉的笔触对崔、张的欢会场面进行了细腻的描绘。茅盾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至于可称为文学的性欲描写,则除伪称伶玄作之《飞
燕外传》与《西厢记》中《酬简》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没有了。” [3]王实甫对性描写作了美化的处理,表明他是肯定并赞美这种自然人性的爆发和渲泻的。这个过程对崔莺莺影响更大，作为女性，她的身上更深刻地体现了自然人性与礼教规范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关于这一点，郑振铎先生有精辟的分析:一位娇贵的相国小,平常不大出闺门,不是不认识恋爱的感召,却只是沉默不言,欲前故却,欲却又前,屡欲掩抑其已被唤起的情绪,却终于不能掩抑得住。及佳期以后,老夫人揭破了她的秘密时,她方才完全放下了处女的情态,而抱着狂恋少妇的真实面目。[4]自此,相思、寄物等折,无一不是表现着她的热恋的情绪的。前后的莺莺,几乎是两个人。佳期之前,是写得那么沉默含蓄,拷红之后,是写得那么奔放多情。崔、张之间的爱情,是在自然人性根底上的两情相悦,不掺杂一点非感情的因素。在长亭送别中, 莺莺感叹:“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富,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5]她根本没有把人世的功名富贵放在眼中。与《西厢记》同时的《墙头马上》,在它之后的《倩女离魂》《竹坞听琴》,都是元杂剧中比较成功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但它们或是点出父母已有婚姻之约,或是主人公自己认为男女私奔“有玷风化”,社会因素的介入削弱了爱情的力量。[6]《西厢记》正是以纯粹的爱情来对抗封建礼教,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魅力。
二、自主性
在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不可能有自主平等的爱情婚姻，他们必须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青年人的婚姻大事完全掌握在父母手中。家长在自己儿女婚姻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门当户对，他们把子女婚嫁看作是政治或经济的行为，通过婚姻以达到扩大其家族利益的目的。为此，子女的婚姻不但要有父母之命，而且要有媒妁之言，否则，便被视为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家长以此牢牢掌握子女婚姻的主动权，从而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处处体现出封建家长的意志，婚姻当事人成为玩偶、摆设，根本没有丝毫的自主权。然而，钳制越厉害，反叛就越强烈。
  崔、张都没有接受老夫人要求的以兄妹相称的限制，而是继续相爱，同封建制度的化身老夫人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老夫人处处设防，严加管束，但崔、张私下相互传简，红娘穿针引线，他们终于逾越了礼教的藩篱，大胆“非法”私合。老夫人为了相国家的门风，不得不再次许婚，但她又以崔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强逼张生上京应试，“拆莺莺两下里”。就在张生中举，即将迎娶心上人时，老夫人由于听信郑恒的挑拨，再次悔婚，并让女儿同郑恒成亲，她根本不考虑女儿的感情，完全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这反映出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残酷、虚伪和不合理。然而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之火是不可能被浇灭的，他们克服封建礼教对他们的束缚，冲破老夫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背弃了父母之命，更不用媒妁之言，私自结为夫妻，
争得了胜利。他们的这一举动，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是无情的讽刺和打击，表现出王实甫婚姻理想的进步性。他热情的讴歌了被封建礼教视为非礼非法的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并为他们的胜利而喜悦，赞美他们“不恋豪杰，不恋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忠贞爱情。王实甫在剧作的结尾借张生之口高喊出他的进步的爱情观：“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对敢于反抗和背叛的封建礼教的主人公的美好祝愿，也是对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向往和召唤，反映了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代表了市民阶层进步的婚姻理想。
《西厢记》通过崔、张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虚伪、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热烈追求和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揭示了婚姻上长期存在的父母包办的和当事人自主间的矛盾。王实甫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精神压迫和婚姻制度，反映了人民众的爱情理想和摆脱封建精神枷锁的强烈要求。然而，自主、平等、没有门第观念的婚姻在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社会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其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对此，王实甫提出的自主、平等的爱情婚姻观在封建社会只能是一种理想，他也意识到这种理想在当时实现的艰难性，所以他也尽量缩短崔、张之间
爱情悲剧
的门第差距。他把张生定位在其先人曾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而张生虽“书剑飘零”、“游于四方”，只是因为“功名未遂”。莺莺虽是相国的女儿，但其父已“因病告殂”，家族势力已一落千丈，这样，张生和莺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门当户对”的。但是，无论王实甫受到怎样的时代、阶级、认识上的限制，他却通过《西厢记》揭露了封建时代婚姻与爱情相脱离的不合理现实，塑造了一对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形象，从根本上否定了婚姻不能自主，爱情不能自由的封建婚姻制度，喊出了广大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心声。
三、专一性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有些青年男女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得到了一时的爱情，但由于受男尊女卑观念和权衡利害的婚姻制度的支配，男子因地位的变化，另攀高门，或因经不起社会的压力对女子“始乱终弃”，往往把女子抛入苦难的深渊。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正是这样的命运，霍小玉也是如此。“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语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7]王实甫正是在这样的是会根底上关注到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女子的命运，从而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改为喜剧，提出了爱情婚姻的理想原则：青年男女应该彼此相爱、忠贞不二，把爱情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