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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朝阳
摘要：《长生殿》是中国经典剧本，其“悲剧”审美与喜剧结局历来为人称颂。本文结合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悲剧美学，以中国传统戏剧审美分析《长生殿》的悲剧情节与喜剧尾声的设置，提出中国人历经困苦不失信心的文化精神是剧本如此描写的根本原因。
爱情悲剧关键词：《长生殿》；悲剧；彼岸世界
《长生殿》是中国古代四大经典剧本之一，共二卷五十出，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若无尾声，《长生殿》的故事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唐明皇因美误国，差点断送了大好江山，其与杨贵妃的爱情不得善终，反而物是人非、红颜殒命。这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到的悲剧情节有一定共通之处：
“既然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应是复杂型、而不是简单型的，既然情节所摹仿的应是能一番恐惧和怜悯的事件
（这是此种摹仿的特点） 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相对来说，《长生殿》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有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意味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为唐明皇李隆基，一为绝世美人杨玉环，虽然他们都身居高爵显位，甚至掌握天下，但从人格上来讲，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渴望爱情，也对甜蜜的生活有所向往，他们的优点缺点也都很明显，沉迷、贪恋、纵欲，以及软弱，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中等人”，他们并没有好到极点，也没有太大的罪过，其人生的悲剧就是因为各自性格的弱点而造成的。正如《长生殿·弹词》中所唱到的“唱不尽兴亡梦幻，弾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这种“兴亡梦幻”和“悲伤感叹”的根本原因不是历史大势，也不是兴衰规律，而是李、杨二人的弱点。李隆基的弱点在于沉湎声，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帝王最该担负起的责任，而杨玉环的弱点则在于恃宠而骄，只记得贪图享受地索取，却忘了付出。
朱光潜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中，“所谓悲剧，不应该是由偶然性原因造成的不幸事故，而应该是两种乃至两种以上伦理信念在特定情境下不可避免会发生的冲突导致的。这些道德信念单独看来都是没有疑义地合理的，但当它们在特定事件中遭遇时，就会形成无法调合的对立，对立的结果是悲剧主人公的牺牲”。[4]由此观之，如果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身份不是皇帝和贵妃，而是一个家境富足的封建地主和妻妾，那么无论是李隆基的沉溺爱情，还是杨玉环的独得恩宠，都不会是故事悲剧的原因了。“皇家”是这个悲剧的特定情境，而“爱”与“被爱”则是“单独看来合理的”、“特定情境下对立的”道德信念。
而且，在故事结构上，《长生殿》虽然看似偏近偶然事故型的生活悲剧，其悲剧的产生，建立在了一系列的偶然巧合的基础上：如果唐明皇没有进行选美，如果他没有遇到杨玉环，如果安禄山没有打听到杨国忠的消息，如果唐军前期没有节节败退，那么杨玉环身陨的结局就不会出现。然而，这些细小的巧合都是人物性格导致的命运的必然。即便没有杨玉环，也会有李玉环、张玉环，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安禄水、安禄原，这都是《长神殿》最核心的悲剧人物——唐明皇李隆基的性格所导致的。这是一种命运悲剧，让人读后不自觉地战栗，从而引发对人生的进一步悲剧性的思考。作者有意无意地达到了自由意志与命运必然性的激烈冲突的境界，某种程度上，其实起到了净化观众心灵的作用。
然而，《长生殿》毕竟是一部中国的作品，它的精神内核中无可避免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成为了“具有中国特的”悲剧。
在艺术表现上，《长生殿》继承了《梧桐雨》《浣纱记》等通过爱情故事反应一代兴亡的手法，上卷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下卷在对爱情悲剧的处理上通过一些幻想的形式，歌颂精诚感天动地的爱情，并使李、杨二人在月宫相会，更是借玉帝之手，让二人永居天宫、永为夫妻。这样的结尾无疑冲淡了悲剧彩，虽然虚无缥缈，但却将理想的浪漫主义运用到了极致，给人以幻想的精神慰藉。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长生殿》的悲剧诞生虽然有李、杨二人善的伦理实体的冲突，但悲剧最主要的诞生原因，还是来自一个恶的冲击，即安禄山的叛乱。而在故事的最后，还有了一个善恶终有报、夫妻
把家还的美满结局。因此我们很难用黑格尔的“善意冲突、彰显正义”的悲剧观念来衡量这个剧作，但这并不影响《长生殿》和其他一系列中国剧本的伟大，因为中国有其极为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我们戏剧和叙事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用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地衡量中国的作品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长生殿》这部作品中，作者把自己的理想熔铸在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中，表现了强烈的感情彩和鲜明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是深深植根在他的精神家园之中的。
西方世界普遍信奉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主张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类似于彼岸的理想世界，在那个理想世界里，所有的一切会得到最后的最公正的审判，因而人们可以把现实世界的一切进行衡量，把命运看做必然的理所应当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只有天国是安乐的，人们生来有罪。
而中国的世界观则与之大相径庭。虽然宗教给人们建立了一个彼岸世界，但那个世界中的一切与这个世界都息息相关，而且儒家思想对现世的重视，远远地超过了对来世的憧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神位供奉都是祖先，没有造世主的存在，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在现实中到认同和归宿，而文学中所能表现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情终得美满，情人最终重逢。因而我们可以看到，《长生殿》中，虽然有各种悲欢离合、哀怨痛楚，但故事的最后，不仅李隆基、杨玉环终成眷属，安禄山也被郭子仪打败，血洒人间，一切又重归和平、安静，就连“长生殿”这个地点，都是供奉李家列祖列宗的地方。这样的浪漫的此岸的结局，是典型的中国戏剧。我们可以说，中国戏剧的一切的悲剧铺垫都是为了增大故事
的张力，为最后美好的结局做铺垫。即便是《窦娥冤》、《赵氏孤儿》，都在悲剧的末尾增添一个光亮的明天：《窦娥冤》中，窦娥之父窦天章后来担任廉访使至楚州，窦娥鬼魂出现，重新审案，张驴儿父子终于得到了报应；《赵氏孤儿》的结局是屠岸贾被杀，赵武成为晋国上卿，赵氏家族复兴。这也就说明，惩善扬恶、善恶有报的主旨，始终在中国戏剧中流行。
这可以看做是中国人对待悲剧的特质——不允许因为悲剧情节的推动而丧失了最终的希望。即便中国历史上有那样多的悲剧，但经过人们的良好愿望的点拨，都成为了善恶有报的结局。例如《三国演义》中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剧，英雄末路凄惨而死，确实是其性格注定的命运使然，而且国家争霸，本无是非对错，所谓阴险狡诈，不过谋略耳。若是按照黑格尔的理论，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作者还是将吕蒙之死也联系了起来，将关羽塑造成了绝对正义的形象，而吕蒙作为关羽的对立面，就不得不遭到报应，被锁魂而死。
这与之前提到的精神家园有关。缺乏来世希冀的中国人更加注重当下的美好，因此无论过程多么艰辛，也要有一个喜剧的结局；无论历经多少苦难，也绝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这也是中国相对的悲剧审美有别于西方彻底的悲剧审美的根本原因。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作者简介：夏朝阳（1992—）男，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诗学与魏晋唐宋诗歌
艺术。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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