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或许喜剧本身背后就暗含了悲剧的意味，对于不同的角来说，戏剧不可能是完全的喜剧或悲剧。《墙头马上》正是如此，单从最后结局来看，这是个喜剧，但是细细分析起来，其本质仍然具有浓浓的悲剧意味。
《墙头马上》的故事出自白居易《新乐府》第四十首《井底引银瓶》，原诗序：“止淫奔也。”所谓“淫奔”，是指古代女子未经父母许可，自由恋爱，和男子私自结合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中，“淫奔”是一种大胆出格的行为，为世俗和舆论所不容。
诗的前三句“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以瓶沉簪折来比喻女子被遗弃的命运，奠定了整篇诗的哀怨基调。
之后的十二句便是叙述的主体故事了，女子年少美貌，与君相识后以身相许私定终身，最后两人私奔。在夫家过了五六年，受尽屈辱和折磨，仍旧得不到夫家家长的认可，“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尽管有父母亲情，却因多年不通消息而羞于归家，最终落得个有家不能回的悲惨结局。诗的最后两句“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这是作者通过女子的悲惨遭遇，借诗中女子之口对世间的痴情女子发出的警告，不要轻意的把自己交给别人，对待恋爱婚姻要慎之又慎。
毫无疑问地，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是一首被封建礼教制度压迫的女子的怨歌，作者白居易并不能说是否定封建礼教，但对因自由恋爱而受到封建礼教迫害的爱情悲剧，又表示出深深的同情。而在白朴
之前，已经有许多作家和民间艺人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编，到了白朴手中，悲剧变成了喜剧，尽管最终结局是大团圆，但仍旧觉得有些别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绝对的家长制社会，儿女婚姻都要听从父母之命。《礼记》中有记载：“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所以在古代，类似于李千金这种大胆追求爱情，追随情人私奔，被藏在后院长达七年还生有一双儿女，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在相识之前，李千金的年龄是１８岁，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遇见裴少俊之前就已经萌生了“招得个风流女婿”的想法，“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这几句更是说明李千金心中渴望寻得佳婿。而此时正值上巳节，李千金与梅香到后花园玩耍，正巧遇见裴少俊骑马路过，两人就顾盼生情了。
其次，李千金对爱的追求有些过于仓促。尽管李千金认为是“咱先有意”，但实际上做出行动的是裴少俊，他“写个简帖嘲儿拨他”，并且顺利得到了回应，当晚两人就相会并且私奔。故事发展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句，这段感情发展的太快了，即使放在现代，应该也只属于由一见钟情的故事，而且现在的一见钟情也得经过许多巧合的安排才能确定恋爱关系。李千金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钦慕的男性有爱意是正常的，但是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就与裴少俊约定晚上相会，这在现在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也许有人赞赏李千金敢于大胆追求恋爱自由，但如果裴少俊不是正经人家的子弟呢？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其结局也一定是可悲的。然而李千金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认为爱情至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戏剧化了，李千金白天认识裴少俊，约定晚上相见。“眼去眉来”被嬷嬷撞见后，竟然决定要私奔，这是我十分不理解的。裴李两家，一个是尚书，一个是总管，按说
两家的条件应该算是门当户对的，而且本来就是世交，还曾经议过亲，如果两人白天产生爱慕之情，裴少俊光明正大的提亲，那么最终一定是个大团圆结局。然而裴少俊没有考虑李千金的处境，没有为李千金和两人的未来做任何打算就带着李千金私奔到自己家，显然裴少俊对李千金的感情并没有李千金那么深。
到了裴家以后，李千金并没有被引见给裴家二老，而是被藏在了后花园，这一藏就是七年之久，并且其间两人还生了一双儿女。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严格的古代社会，女子的贞洁和名分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裴少俊真的深爱着李千金，那么他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七年之中，应该为李千金争取一个名分，至少让她得到家人的承认。凭借一双儿女，李千金想要一个名分不是很难。可是直到裴尚书发现李千金，裴少俊也没有任何表示，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而李千金在没有任何保证的前提下在裴家呆了七年，恐怕受到的委屈也是相当大的。面对裴尚书的质问，她做了激烈的反驳，因为她认为自己是裴少俊的妻室，不管怎样，她背后有裴少俊的爱和支持。然而裴少俊给她的，却是一纸休书，眼看着自己的爱人如此对待自己，她能做的也只有接受。裴少俊没有为李千金争取什么，他对父亲的妥协相当于间接地将李千金赶出家门。从这方面来看，李千金七年的青春和忍让并没有换来裴少俊多么坚定的爱情，尽管为自己辩驳过反抗过，但是最终却在爱人的妥协下瞬间崩溃。
故事发展到这里，可以看成是一个悲剧，这跟白居易诗中的描写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李千金被赶出裴家，她面临的问题一共有三个。第一，与夫君分离。第二，与骨肉分离。第三，被赶出去以后怎么生活。
从剧本来看，李千金回到了洛阳，回家以后，父母已经双亡，她只能依靠父母留下来的遗产度日。裴少俊中了状元后，做了洛阳县尹，上任后又去李千金，李千金恨他当时休了自己而不愿跟他重修旧好。裴少俊搬出了自己的父母和与李千金所生的一双儿女，最终，李千金因放不下对儿女的牵挂而回到裴府。有一个情节是值得注意的，当裴尚书请李千金回去的时候说过：“你可怎生不说你是李世杰的女儿，我则道你是优人娼女。”这句话暴露了裴尚书内心的真实想法，换句话说，如果李千金不是李世杰的女儿，而是“优人娼女”的话，那裴尚书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李千金面对裴少俊和裴家二老时，表现出的是心里的怨气和愤怒，表示坚决不回去，而裴家二老就以端端和重阳为筹码，使得李千金最终心软，全剧以大团圆结局收尾。
所以促成最终大团圆结局的关键还是李千金的家世，而不是李千金和裴少俊的爱情；而最终李千金回去的原因，绝大部分是出于对一双儿女的思念，而对裴少俊的爱情并不是主要原因。如果裴家二老还是不答应，那么将仍旧是悲剧结尾。由此，看似是男女青年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事实上他们仍旧没有摆脱封建礼教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大团圆结局背后写满了李千金的服从和无奈：“罢，罢，罢！我认了罢。”
“自从裴少俊将我休弃了，回到洛阳，父母双亡”，李千金在裴家的七年期间，李千金的父母去世。这七年“想父母关山途路远，鱼雁信音绝”，所以李千金对家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关于李千金父母的死因，剧本中并没有提及，但是从开头李世杰出场来看，并不像有什么疾病，如果父母是因获罪而死，那么李千金应该有所耳闻。而且从裴少俊与李千金的年龄相仿来看，李世杰与裴尚书的年龄也应该差不多，七年之后，裴尚书夫妇还健在，而李世杰夫妇双亡，这其中的原因让人浮想联翩。我们可以大胆猜想一下，李世杰夫妇是因为女儿的失踪而伤心过度，最终
一、从出处看，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本身就是个悲剧二、从经过看，裴少俊对李千金的爱，远没有李千金的爱深厚
三、从大结局看，他们没有摆脱封建礼教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
四、从配角的结局看，李千金父母的死让人浮想联翩
浅析《墙头马上》的悲剧意味
□夏
青（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要】【关键词】《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白朴的代表作之一，在传统意义上这是一部爱情喜剧，尤其是李千金的形象最具有斗争精神，其大团圆结局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喜剧结局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浓浓的悲剧性，本文将从四个方面阐述《墙头马上》的悲剧意味。
女性；性格；悲剧
导致去世的。眼看着自己养育了十八年的女儿就这样失踪，而且音讯全无，李世杰夫妇一定是伤心欲绝，而且到处寻，身心俱疲，所以，李千金的失踪至少间接导致了父母的双亡。
从这个角度来看，《墙头马上》所讲述的故事，比白居易诗里讲述的故事更加凄惨。白居易诗中“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说明女子还有父母亲情，只是“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而已。然而李千金本来是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结果却被爱人休弃，被迫与亲生骨肉分离，回到家中，父母又双亡，这对于李千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所以，《墙头马上》虽然以大团圆结局结束，可是那只是对裴家人而言的团圆喜剧，对于李千金一家，却是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的悲剧。李千
金虽然追求过自由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但最终仍旧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她的选择是十分无奈和悲凉的。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１］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３］［清］孙希旦．礼记集解［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夏青（１９８８—），女，山东省淄博市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１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贾谊将自己的怀才不遇归结为生不逢时，受奸人所害。历代的诗人在吟咏贾谊的诗作之中，一方面寄寓了自己对贾谊无限同情，另外也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来探究了造成贾谊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历来吟咏贾谊的诗作，多慨叹他怀才不遇。宋代学者苏轼有《贾谊论》之文，认为贾谊之不见用，“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没有做到“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所以一旦不用，则以为终不复用，不能自振，至于夭绝。一句话，是“不能自用其才”。
爱情悲剧贾谊虽作《屈原赋》以自喻，但他与屈原的气度却是不同的。屈原处于那样的逆境，还要上下求索，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虽九死其忧未悔”。既使在“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留在楚国。而贾谊却在受到一些挫折时就认为是“遭世周极”，“逢时不祥”是“弯凤伏窜，鸥鸦翱翔”，萦纤郁闷，
低沉伤感，要“自引而远去”不屑混迹于污浊的世界。梁怀王堕马死，他又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虽有政治家的才能，却缺乏政治家的旷达胸怀；虽有改革的热情，却缺乏斗争的精神。和屈原比较，“他缺少屈原那样的高尚情操和磊落胸怀”。
贾谊的悲剧除了因个人气度狭窄、不善处穷之外，还和他不善审时度势有关。贾谊是有才能的政治家，他能慷慨陈辞，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力主改革，他这种改革的热情和愿望是好的，“但他对当时尚不能大力进行改革的客观现实却审度不够”。
汉代初年，统治者实行省减政刑，与民休息的政策，从高祖经惠帝、吕后至文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之术。这种政治思想确实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农民更感到清静无为的必要。汉文帝时与民休息的政策虽然已有初步成效，但物质基础尚不十分雄厚，社会秩序有待进一步稳定，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需要的支配下，采取无为而治是必要的。而贾谊却提出一系列的政治社会问题，而且把形势说得像“抱火膺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一样，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急于要求改革，“欲使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种不待条件成熟而急于求成的想法当然是不容易实现的。他的主张从长远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初安，文帝守静的情况下，想一下子付诸实践，这是困难的。“贾谊所提出的改革见解脱离实际”。
王安石也认为汉文帝并没有轻薄、不重视贾谊，贾谊的悲剧是由他缺乏高蹈出世的旷达胸怀造成的。《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谊的计谋和意见多被汉文帝采纳和实行，怎么能说文帝轻薄、不重视贾生呢？
贾谊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但是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岂能不招致这些旧臣的痛恨。于是当“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的时候，他们便起而攻之，毁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仅，纷乱诸仁”。
文帝的幸臣上大夫邓通暗中作梗，一批守旧的大臣与老臣如周勃、灌婴之流强烈反对，文帝便渐渐地疏远他，让他离开京城，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李白在其《行路难》（其二）中一言以蔽之：“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关于这点，很多人是有争议的，如王安石认为贾谊是受到文帝重用的，但有些人认为贾谊不遇与文帝不用贤有很大关联。
白居易在《读史五首》（其一）中，将贾谊与屈原加以比较，“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生逢庸主，壮志难酬。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咏史二首》［其二］），诗人将胸有济世之才的贾谊与以杂耍逗乐起家、位极人臣的卫绾进行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的轻视、压制乃至扼杀，号称“圣主”的文帝尚且如此模糊贤愚，更何况那些庸碌之君？
王禹偁的《读汉文纪》：“贾生多谪臣，邓通终铸钱。谩道膝前席，不如衣后穿。”贾谊年轻有为，长期
被贬官，但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结果受到汉文帝宠幸，成为西汉巨富。二者强烈的对比，寄托诗人强烈的感慨。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中寄寓了诗人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矛头直指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借文帝求贤不用贤来寓讽时主的同时，又寓有诗人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
一、贾生自身问题
二、权臣嫉妒排挤
三、文帝不用贤
【参考文献】
［１］李大明．论贾谊不遇［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２）．
［２］胡蔚康．试谈贾谊的才、遇及其悲剧［Ｊ］．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２）：２９．
［３］施树民．贾谊为何不受重用［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４）：９６．
［４］周乾嵘．说贾谊之谪［Ｊ］．史学集刊，１９９２（２）．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析贾谊不遇的原因
□沈慧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关键词】贾谊是有一个政治才能的人，但得不到重用。历来吟咏贾谊的诗作，也都将贾谊视作一个怀才不遇人。各代诗人在咏贾谊时，都不同程度融入诗人的情感、心性、遭际、命运以及时代风貌，在慨叹贾谊遭际的同时，也悲叹一下自己“士不遇”的烦闷，不同的诗人对贾谊遭遇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在自己的诗作中对贾谊才高位下的不幸遭际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贾谊；怀才不遇；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