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雷雨》中的爱情悲剧
1934年,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之后,就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与观众,震动了文坛。《雷雨》是曹禺的代表作,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雷雨》接受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气氛,以错位的家庭角的冲突为表征, 周、鲁两家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剧中所有的人物和故事,所有的爱情婚姻关系,呈现出来的无一例外的都是悲剧。作品中, 周朴园的专制与虚伪,蘩漪的自私与阴鸷,鲁侍萍的善良与勇敢,周萍的与不忠,四凤的单纯与温柔,周冲的懦弱与幼稚等等,构成的这张命运之网有着极大的破坏性,极具毁灭性与悲剧性,这种破坏性冲突力量的形成根源于剧中人物家庭角的错位错位的家庭角成为剧作组织冲突线、推动剧情向着悲剧的方向发展。下面仅就《雷雨》中的爱情悲剧加以简要分析。
一、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爱情悲剧
周朴园和鲁侍萍相爱是悲剧的开始。周朴园是一个大家的公子,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青年,他曾经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理想。而鲁侍萍当时是周家的侍女,她漂亮、伶俐、还读过书。在日常的接触中,周朴园感到她很懂事,服侍周到。于是,对
鲁侍萍产生了感情。
然而爱情仅有爱是不够的,还要受到多方的限制。在封建婚姻制度统治的时代,在一个有着封建等级观念的上流人家里,门当户对的思想自然深深地扎根在周朴园父母的脑中。本来照先前的情节发展下去,周朴园与侍萍两人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周朴园的父母百般阻挠和反对,后来自作主张地替儿子了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一手包办了他的婚姻。作为上流社会公子的周朴园,无力与时代、与根深蒂固的封建婚姻制度抗衡,他只能表现出无奈、软弱,最后顺从命运的安排,无情地把刚刚生下大海的侍萍赶出周家。
应该说,周朴园是深爱着侍萍的,他的心里的位置永远保留着一个她,后来无论谁都不能在他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记吗?”他每年都记着侍萍的生日,照着侍萍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因为侍萍生周萍,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他也总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他保持她“生前”的习惯,表现了一种忏悔,这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具有一些道义力量和感情力量的。然而,当三十年后侍萍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又惊惶失措,声惧厉,严厉的喝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极端矛盾的态度,判若两人的口气,暴露了他
的虚伪,冷酷,自私,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侍萍的感情是真的。按理说,侍萍再次出现,他应该出自内心地欣喜,应该有情有义地赎罪,而他却如此地冷酷无情,最后要用金钱来了解他与侍萍之间的恩怨:“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资本家,他要做的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物,他的不光彩的过去不能昭然于世人而影响他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周朴园必须再一次无情地将侍萍打发掉,免得对他现有的生活造成威胁。周朴园这样做,是由于他的阶级的本性所决定,是他的社会属性与他的人性的矛盾冲突的表现。所以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悲剧,也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婚姻悲剧,同时也是一部人性的悲剧。
再看侍萍对周朴园的感情。三十年前,她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单纯而且幼稚,她把她的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给了周朴园,她没有想到她得到的是始乱终弃的结局,并由此带给她一生悲惨的命运。三十年后,她恨,显而易见,自不待言。但她的恨中有爱。三十年前她对他的爱,在周朴园眼中,并非贫贱,“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使她不可能在周家这个家族中得到承认。他爱周朴园,有着一腔无限的柔情,但他们之间始终有一堵无形的墙,即使有了爱情的结晶也无法冲破。留下漫漫三十年的悲苦生活。三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她并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女人多情和心软的天性决定了她无法完全恨起周朴园来。当她在那间映
照着前尘旧梦的屋子里看到那个三十年前爱过,三十年来恨着的冤家时,恍然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情境,其情感是迷离的,感伤的。在一种不愿相认(由于志气)又不甘不认(由于情感本能)的矛盾中,她最终忍不住一步步对周朴园进行引导与暗示——也许鲁侍萍想要看看对自己始乱终弃的周朴园三十年后再见到自己时到底会怎样,同时也很想见到她的儿子,因此带着幻想对周朴园不断地提醒,暗示,引导着周朴园认出了自己。她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这句话合着多少怨愤与伤感。30年过去了,鲁侍萍对于过去和周朴园在一起生活的往事还记得那样真切,用情之专令人感动,而换来的不仅是当年的被遗弃,而今纵然相逢也不认识,即使说破也仍然又一次被赶走,这又是人生怎样的悲哀啊! 刚才还是一个温情脉脉,俨然在感情中不能自拔的性情中人,但一经知道眼前的四凤妈就是昔日的梅侍萍时就立即撕破了多情的面纱,露出了冷酷的嘴脸。周鲁两家,除了掺杂着骨肉亲情,浪漫哀伤的儿女私情之外,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本家的尖锐阶级对立,这是最不可能调和的矛盾冲突,也是周朴园与鲁侍萍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
二、 周萍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繁漪是《雷雨》中最令人难以把握但又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她原本是一个美丽的中国旧
式女人,她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接受过较好的教育,爱好诗文,充满幻想,有一个正常人的冲动,这种影响与她本能的基本要求结合在一起,又使她带有一点“原始的野性”。  但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她嫁给了周朴园。繁漪在周家过的是蜇居似的生活,没有地位,没有自由,什么都要听周朴园的摆布,这使她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在这个寂寞枯淡、可以闷死人的家中,度过了十八年沉重的笼中生活,她蓬勃的生机渐渐消失,变成对死亡的等待。因而在这样一个漫长恐怖的过程中,她变得孤独、脆弱而且阴鸷。以至于周朴园说她:“精神失常”了。直到周萍出现并闯入她的生活,使她死灰般的心又燃烧起来,她把性命、名誉统统交给周萍,把一切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拼尽了全力要逃脱这“残酷的井”。然而,周萍的闯入,却把她引到了一条母亲不像母亲、不像的路上去了。同样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畸形家庭中的周萍也是不值得她去爱和去牺牲的。
周萍是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他是他父亲年轻时候的影子,但比他父亲更怯弱无能,颓唐不振,更具有寄生性和依赖性。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周萍不敢与周朴园及其代表的社会力量决裂,遵循封建社会所谓的“良心”。他的怯懦,违背、辜负了繁漪,自身也陷入了一种最为尴尬的境地,三十年来的寄生生活,他成了废物,地主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消
磨了他年轻人的朝气和雄心,虽然对父亲对社会曾有的某种程度的仇恨和不满,却也只能表现出恭顺。但他要逃离这个家庭,去寻求一种新的,较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生存环境的折磨。
可繁漪是不允许周萍摆脱这一生存的悲境的,她的性格雷雨般爆发去追求个性的解放,“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的欺侮”。这个带着新思想的女性不可能轻易放弃了斗争。但她毕竟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作为个人主义者她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自己的儿子被拉出来借以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结合;鲁贵是四凤的父亲便必不能留在周家;周萍只能陪伴她,她也会安于虚伪和欺骗的不自然关系而不起来反抗。于是,每个人人性的追求都在被自己的地位以及彼此间复杂的关系相互遏制、损害,陷入了生存的悲剧。
三、周萍与四凤的爱情悲剧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只看到周萍的懦弱、无能,认为他是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其实在爱情方面他也是真诚的,他遇到的阻力也远远超过了周朴园,但他的表现要比年轻的周朴园大胆得多。第一,他有控制极强的父亲,他从小就在他的阴影下成长,平常就表现得十分顺从,无比懦弱;第二,周萍不是清白的,有过一段畸形的恋情,这对他和四凤都是一种考验;第
三,还有鲁大海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也坚决反对周萍和四凤的爱情。鲁大海是个嫉恶如仇的人,特别痛恨资产阶级。他认为周萍是半死的东西,还与周萍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周萍为了爱情,宁愿死在他的下。周萍的真诚最终还是感动了鲁大海,认可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剧中的四凤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纯洁、质朴的美好特质,而且更具有新时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勇敢品格。周萍对四凤的爱,也是被描写得纯洁真诚的。周萍因为对四凤的爱,宁愿忍受大海的一记耳光,并结束和忏悔了与蘩漪的关系。他爱得那样深,以至爱得很苦,苦闷和渴望都是为了四凤,甚至去矿上工作也是为了早日把四凤带出去。他不仅一往情深,而且爱得相当认真。显然这不是一场始乱终弃的爱情游戏。再看四凤,也是全身心地爱着周萍,母亲的嘱咐无济于事,还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周冲的“求婚”。
四凤的错在于她爱了不该爱的人。首先,周萍与四凤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四凤不应该爱周萍,这只会使她走上的罪恶的深渊。在《雷雨》中,她一直也不清楚她跟周萍的真正关系,直到第四幕结尾处,她才明白周萍是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她陷入了苦痛的深渊,最终她以死亡而获得解脱。
其次,四凤的角定位是周公馆的一位侍女,使她身上散发出的不同于大户人家小的青春气息。她成为周家两位少爷爱慕的对象,她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一个侍女爱上大户人家的少爷,有好结局的少之又少。即使四凤哪怕跟了周萍,压力也会接踵而至,幸福生活也只能渺茫无依。正如她的哥哥鲁大海对着周冲所言:“她是个穷人的孩子,她就得嫁给工人,洗衣、做饭、捡煤渣……”
爱情悲剧
周萍与四凤的爱情悲剧不仅是四凤重蹈了她母亲的覆辙,更在于人物关系的错位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使他们的生命最终走向了毁灭。在戏剧的第四幕,蘩漪的出现,最终使周萍和四凤的兄妹关系被揭开,四凤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精神崩溃,触电自杀身亡。而周萍,当他发现自己拼命追求的原来又是一种的关系,无法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也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四、周朴园的一生的爱情婚姻悲剧
周朴园是这出悲剧中的主要人物。周朴园在《雷雨》序幕上走进教堂,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象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这与曹禺先生自身所受到的基督文化影响有关他在“感情的汹涌的流”的推动下,“发泄着被压抑
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