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概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主义诗歌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发展的历程。70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诗歌既恢复了受到严重破坏的诗的传统，又对传统作出了超越性的变革与创新，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期（1976年到1978年）、反思期（1978年到80年代中期）和多样化发展期（8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阶段。
1976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有力地批判了文化专制主义，拉开了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复甦的序幕。粉碎“四人帮”后，在时代的召唤下，出现了一批以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缅怀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诗作。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艾青的《在浪尖上》、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张志民的《怀陈总》、白桦的《山耸立盼贺龙》、邵燕祥的《中国又有了诗歌》，以及赵朴初以散曲形式写成的《反听曲》和《故宫惊梦》、刘征的《揭丑四咏》、池北偶的《“四人帮”终于上了“台”》等政治讽刺诗，都激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不过，这一时期的诗歌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无论是批判与揭露，还是怀念与歌颂，都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倾向。随着欢呼的落潮和揭批的深入，诗歌开始了深沉的思考。1979年前后，出现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全面恢复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诗歌逐步摆脱单纯解释生活的旧有套式，开始寻求对社会生活感受、思考的
自觉。一批“归来”诗人以特有的情感方式和思想穿透力，丰富和深化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反思主题。他们或表达在历史错位时期人们的复杂感受，或对历史进行双重反思，或在对现实进行批判思考的同时，对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进程进行解剖。1985年前后，现实主义诗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即多样化发展阶段。1985年以来，文学理论界空前活跃，各种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创作技巧对小说、散文、戏剧、文学、诗歌创作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当代诗坛出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潮流共分天下的局面，现实主义在诗坛中的统治地位被打破，诗人之间的分化现象加剧，即使原先艺术追求相近的人，也开始强调各举各的旗、各走各的路，从而形成了美学追求的执着与艺术吸收的宽泛的多样化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诗歌在审美观念上，在创作方法的内涵上，在创作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诗歌在复兴过程中，首先恢复和加强了诗歌同现实生活及人民情感的密切联系。诗人作为人民心声的代言人，重新调整被扭曲的诗与现实关系的第一步当然是恢复诗的真实性。早在1978年，艾青等诗人就明确提出要把诗的“真实”和诗人的“说真话”作为诗歌创作的首要问题。强调诗歌必须同“瞒和骗”的错误倾向和空泛的“豪言壮语式”的伪浪漫主义决裂，必须同社会生活真实紧密相联。在此基础上，诗人们深化了对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诗歌创作以前所未有的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积极地干预生活，写出了一批表达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的诗篇。如黄永玉的《不准》是对不正常的年代的深刻揭示：“那
时候/我们总是那么安祥。/街上遇见了朋友/就慢慢地、微微地点个头，/仿佛虔诚得象一个/狡猾的和尚。
”刘祖慈因《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而被诗界冠之以政治抒情诗人，他在诗中鞭挞了动乱年间“四人帮”对民主的破坏，同时以真挚的情怀讴歌了人民民主权利的恢复。叶文福引起诗坛震动的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严重存在的官僚特权问题，呼唤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保持革命本，避免重蹈历史的悲剧。后来作者又写了《雄性的太阳》、《天鹅之死》等作品。曲有源《关于入党动机》以漫画式手法揭露了“”中权力欲重的人把入党当作敲门砖的种种丑态，最后作出哲理性的结论：“唉！人们只知道/马铃薯的品种/会发生变异，/殊不知/发生变异的/还有这/入党动机！”可谓以点代面，窥斑见豹。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中为民请命之情鲜明而强烈，体现了诗“为人民而歌哭”的特。杨牧的《站起来，大伯》体现了诗人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喊出了时代的呼声：“站起来呀！站起来呀！/大伯，大叔，大爹们——/就象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那样，/凭着大地，立成一个顶天的直角！”诗的“反思”已从社会政治层面深入到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结构的挖掘，而且体现出开放的胸怀。其他诗人如韩瀚的《重量》、骆耕野的《不满》、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李发模的《呼声》等也都引起社会的关注，体现出诗歌切入时代和现实生活所达到的新高度。
诗歌在批判与反思的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当代意识。赵恺的代表作《我爱》抒写的是一种历经磨难仍执着如初的爱。诗作运用强烈的对比（爱的萌生——爱的失落——爱的回归），同时将诗情和哲理融合，体现了重新获得生活权利的人对青春真谛的深刻领略，从而使“爱”的呼唤更为真切，也让人更觉珍
惜。李钢的组诗《蓝水兵》是对水兵的深情颂扬。在诗人笔下，水兵艰苦的生活显得轻盈而斑斓多彩，这无疑是积极进取的当代意识作为人生信念的结果。
从创作方法上讲，现实主义诗歌不再静态发展，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之中。诗人不仅创作了一批传统的现实主义佳作，而且写出了心态现实主义、哲理现实主义的作品。在创作题材上，新时期诗歌所涉猎的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从而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导特征的众多诗歌派别，如政治抒情诗派、军旅诗派、边塞诗派、乡土诗派、山水诗派等。
政治抒情诗在我国当代诗坛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新时期创作政治抒情诗有影响的诗人有李瑛、张志民、朱子奇、柯岩、纪宇、王怀让等。朱子奇的《星球的希望》长达600余行，表达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星球的希望，才能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与美好理想的宏大主题，寓批判与歌颂于一体，令人荡气回肠。柯岩长篇政治抒情诗《中国式的回答》以张海迪的先进事迹为题材，将其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上，力图表现克服万难、同厄运作斗争的人生哲学。纪宇的《风流歌》对“风流”的热烈歌颂与礼赞，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97诗韵》以香港回归为背景，纵横历史天地，吐纳世纪风云，写出了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年来的觉醒史和浴血奋战的前进史，有大家之气。同时，该诗以诗韵传统的韵目排列顺序作为诗歌章节的目次，不失为一种探索。王怀让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享誉诗坛。他的《中国人：不下跪的人》热烈歌颂了“不下跪”的浩然正气的中国精神，富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感，曾被数十家电台、电视台朗诵播放，并印发单行本逾百万册。简宁的《
小平，您好！》写站在天安门城楼
检阅游行队伍，将领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写得极富人情味而分寸却又处理得恰如其分，实属难能可贵。
新时期的军旅诗由先前的以表现战争为主的军旅战争诗，逐步过渡到以表现军人日常生活为主的军旅意境诗。军旅诗人除老诗人如李瑛、纪鹏、韩笑、张永枚、柯原等外，更多的是新秀，如周涛、李松涛、贺东久、孙中明、胡世宗等。作为诗坛新秀，他们大胆实验，不断探索和开辟新领域，谱写出当代军旅生活缤纷多彩的交响曲。周涛的《界碑》抓住军人走进繁华大都市时情绪波动、心理变化入诗，表现了军人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李松涛的《连长失恋了》写的是“钢般响呱呱”的连长被痛苦的恋情所折磨的情景；《我捎回一棵仙人掌》把戍边战士对妻子的思念、崇敬和负疚的心情表现得一览无遗。
边塞诗人把边塞的历史和现实、过去和未来揉合起来，把雪山和沙漠、戈壁和绿洲、骆驼和红柳倾泻于纸上，或歌颂或诅咒，使边塞诗在新时期成为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昌耀、周涛、杨牧、章德益、林染、马丽华、高平、卢萍等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诗人情感意识的观照和折射，边塞诗呈现一些新的特质，但归根结底，他们表现的不外是特殊地域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章德益在《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中认为，“一个浩瀚无涯的漠天”是人所需要的一个空间，因为它“没有遮拦，没有间隔，没有阻碍”，生存其中，如同“居住在无限和永恒之中”。作为边塞诗人，杨牧更擅长于写西部环境下生活的人，写他们特有的情感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人情，如《赠刀》、《走西口》、《乌苏女》等都以当地习俗为描写对象，且多用民间口语，诗风醇厚朴实。
乡土诗在某种程度上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许多作品反映了新时期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农民在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等方面的变化。刘章的《紫檀木书架》，通过一个小小的紫檀木书架，反映出民族生活的变化。从小处落笔，寥寥几行，却有很大容量。刘小放的组诗《我乡间的妻子》深情地描写了“乡间的妻子”的勤劳、善良、精干、温柔与体贴，使人物呼之欲出。陈所巨的《一千双眼睛和两双眼睛》表现了静谧的农村夜景下青年男女爱情的美好与幸福，尤为人称道的是细节的勾勒将人物内心世界披露得淋漓尽致。王耀东在《鸟语声中》写道，“清脆如裂竹/把静谧的玻璃撞碎/鸟语穿破梦境/啄破小村黎明/树叶都竖起耳朵/灵敏了每一根神经”。将听觉化为触觉与视觉，将灵感转化为虚感，使诗作具有了一种空灵美。晏明和孔孚是新时期山水诗的代表诗人。诗人写山水，但不为山水所局限，往往借山水抒性情，现人格，体现着东方艺术精神的回归。晏明的《黄山印象》是一篇诗家“有内心”、“兼得山水之精神”的优秀诗作。诗作虽没有写黄山具体的名胜景物，却写出了对黄山神奇之美与梦幻之美的总体印象，让人耳目一新。孔孚的《钓鱼台小立》：“不见那涧绿水，/我钓秋风。//多想捞起那个冤魂，/垂一条思念的绳……”诗人把对在冤案中被害者的怀念，用“绳”这一意象使其具象化，从而使人的感觉也是具体的、丰富的。苗得雨的山水诗不局限于山水的记叙与描摹，往往融入了人生的哲思在其中，如《迹》：“象浓浓的笔迹，/重重的刀迹，/一条小溪从山顶甩下，/留一道深深轨迹。//越往下越深，/绳儿向肉里紧勒，/山岩正裂开缝隙，/可以预知未来的削壁。//想山洞却是怎来：里面有水流的印迹，/凡有水流的地方，都有闪光的足迹。//似乎是一个缩影，/讲事物怎样开始，/三峡奇姿这样形成，/一切大裂变都可以从小处寻迹。”
浪漫情诗除抒情诗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歌还有散文诗、讽刺诗、寓言诗等多种门类，可
谓百花竞放，佳作纷呈。同十七年相比，本时期散文诗变得深沉，而且吸收了很多现代艺术技巧。如刘湛秋的《是你在敲门》、李耕的《暴风雨中的独奏》、耿林莽的《声响辩证法》等诗作，不过，从总体上讲，新时期散文诗阴柔之气过重，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之作不多见。新时期的讽刺诗可谓是异军突起。黄永玉的《比味精鲜一百倍》活生生勾勒出“马屁客”的可憎面目：“这家伙笑眯眯，/比味精鲜一百倍”，“他替你搜索/你弄不到的东西；/替你打听/你够不着的消息。”“他给你/作一种无形的/精神按摩，/直到/他的脑子/代替了你的脑子，/他们思想驾驭了你的语言。/他使你慢慢地/完成一次伟大的退化，/他有办法使你/享受着/麻木的庄严。”可谓是入木三分，生动传神。陈显荣讽刺诗的代表作是诗集《辣椒歌》。他往往选取富有典型性的细节，进行夸张变形，那些丑人丑事让人感到可憎可笑。刘征的寓言诗《春风燕语》、《癩蛤蟆想吃天鹅肉》虽然“不是现实的直接摹写，是通过非生活中实有的情节曲折地反映生活的①”，但主题来自现实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他的讽刺诗一反“颂者不讽，讽者不颂”的成规，花刺并收，既有讽刺，又有歌颂，发人深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体诗词虽然失去了诗坛的霸主地位，但一些老诗人在创作新诗的同时，坚持旧体诗词的写作，如臧克家、聂绀弩、赵朴初、贺敬之、刘征、程光锐、梁上泉等。他们的创作往往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开来，抒写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如臧克家的《赠巴金同志》：“四十六年见故家，可怜人已老天涯。”写得亲切平易，却又感慨系之。聂绀弩的旧体诗，被人们称为“绀弩体”。寓庄于谐，是他诗作的
一个重要特。如《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是为爱女海燕绝望自杀而作的。诗人虽然经历过人生际遇的种种悲欢离合，但作品却始终显示出诗人心境的旷达。
在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诗歌吸收了现代主义和其它表现手法，促成自身的深化与发展。老诗人和中青年诗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艾青的诗作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对意象、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手法却运用自如，炉火纯青。公刘在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也借用一些象征、隐喻等手法，如《冰山》中隐藏在“波浪下边”的冰山，便是作为象征体，暗喻极左路线的毒害。蔡其矫是现实主义诗人，但又是当代诗坛上现代意象诗的探索者，在《漠风》中，他对“左”的路线的批判，是通过“在辽阔无垠的荒漠上吹拂”的漠风这一象征性的意象来暗示的。从诗歌发展的角度讲，老诗人对先前的诗歌观念和艺术手法的偏差、失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再次握笔时便会对先前的道路有所突破。一批中年诗人在继承新诗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富有艺术上革新的勇气。他们的作品为现实主义诗潮带来许多新的东西。如叶文福的《天鹅之死》由玉渊潭公园里射杀白天鹅的声联想到杀害张志新烈士的响，鲜明的形象性和丰富的联想性使诗作既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彩，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广阔的视野和沉重的历史感。曲有源善于借助于怪异的意象发出痛苦的呻吟与满怀希望的呼唤，这在抒情诗集《爱的变奏》中多有体现，如《赤壁》中火焰似的红石壁既是夕阳踉跄而去丢失的一颗牙齿，又是战火烧红的岩石还没有冷却，并要用这燃烧的血去煮江、煮海，诗的意象是壮丽的，同时带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美。
总体而言，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在固守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吸取新的潮流丰富自我，①刘征：《谈寓言诗》，《诗探索》1981年第1期。
完善自我，进而超越自我，所以面对新的诗歌潮流的冲击，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当然，面对多种艺术潮流的兴趣，现实主义诗歌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促成现实主义诗歌及其自身的发展，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2.张志民、李瑛的诗
张志民和李瑛都是在“十七年”取得成就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张志民善于歌咏农村社会变革和新人新事，李瑛主要描写军旅生活与军人军魂。他们在新时期仍保持“”前勤奋多产的特点，其成就超过了各自前期创作并有了新的突破。
描写农村的社会变革和新人新事、展现西北边疆的崭新风貌，是张志民①“”以前诗作的主要内容。这些诗大都用农民熟悉的大众口语，通过一个侧影或一个生活片断来表现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精神变化，抒发诗人对新生活的热爱，既富有生活情趣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比如50年代末期写的《倔老婆子》，先写倔老大娘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反对女儿自由恋爱，后来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思想发生了转变。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和带有戏剧性的细节，十分简洁地勾画出这位老大娘对女儿婚事前后判若两人的不同神态：“那时间——／她拿棍子赶着小伙子走，/背过脸，/骂着她家大丫头：/‘哪有女娃招后生？/
十七大八不知羞……’／昨晚上——／她拿筷子戳着三闺女的头，/嘱咐着：/‘抹抹嘴儿还不赶快走！/省得他，/在咱家门口儿干咳嗽……”短短十来行，倔老婆子的形象却十分鲜明地显现在人们面前，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农村生活前进的步伐。《老拐爷》展现了老年农民对新社会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诗集《西行剪影》是诗人1961年访问新疆记游作品。诗人以喜悦的心情和彩斑斓的诗句描绘了边疆的山水、牧草、牛羊，赞美了勤劳勇敢的边疆人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新的探索，尤其在诗风上有明显变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更多地吸取古典诗词曲的长处，诗体形式活泼自由。如用“十里蛙鸣唱流水，/一曲莺声入枣林”来写的春（《路》）；用“碧血纵染天山雪，/壮志横贯塞北风”来写烈士的精神永存（《燕窝陵园》）。这些诗句受七律的影响，对仗工整，给人以匀称和谐的美感。用“南看满山羊，/北望一沟牛，/歌悠悠呵，/水悠悠！/牧娃踩着云片走，/羊肚子手巾白包头”来写高原牧区的秋景之美（《高原秋》）；用“牧马姑娘草原飞，/轻似花飘美如雁”来比喻草原姑娘的健美（《牧马姑娘》）；用“起舞，/柔如棉，/跨马，/鹰难比”，“就那双/弹琴的手呵！/猎马/却有千斤力”来展示哈萨克少女能射善舞的英姿（《哈萨克少女》），都写得意境优美，语言俏丽。这些诗句句法参差，节奏明快，跌宕起伏，活泼自由，颇有古代散曲、小令的特。在《访琴手》、《老牧人的脸》等诗中大量运用通感、比喻、借代和对比的手法来描摹草原的景之美和牧民翻身解放的经历，都另有新意，别开生面。如果说，张志民描写
①张志民（1926-1998）河北宛平人。16岁开始写作，以长诗《王老九诉苦》、《死不着》成名。新中国成
立后，著有诗集《将军和他的战马》、《金玉记》，《社里的人物》、《村风》、《西行剪影》中篇小说《飞云港》、剧本《血缘》、短篇小说集《婚事》和散文、报告文学《祖国，你的儿子在前线》等。“”期间，因一首《我们准备好了》的诗被指控为“反江青”而度过四年铁窗生活。粉碎“四人帮”后，出版有诗集《边区的山》、《我们的宝剑》、《江南草》、《祖国，我对你说》、《七月走关东》、《今情·往情》、《死不着》（新版）和《张志民诗选》、《张志民叙事诗选》，以及散文集《故人入我梦》，诗论集《诗谈》等。《祖国，我对你说》、《今情·往情》获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