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青春之歌经典语录
篇一：杨沫《青春之歌》里的青春
杨沫《青春之歌》里的青春 杨沫,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抗日战争后期开始使用“杨沫”之名。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平。中学时因家道中落而辍学，遂辗转奔波于河北保定、香河及北京等地，先后以乡村教师、书店店员和家庭教师为业，生活动荡不安。1933年开始接近共产党人，七七事变后赴晋察冀边区投身革命，并开始文学活动。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1年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历时六年而成，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
其代表作《青春之歌》,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林道静这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人物形象。其次，作者以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为主线，带出了国难当头时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中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林道静的引路人卢嘉川、江华和林红；有民族危亡之时，名利熏心、整天想着个人幸福的余永泽；有开始倾向革命，但最终因贪图享乐而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的白丽萍。正是这些与林道静相互映照的形形
的知识分子形象，立体地反映了“一二九”运动前后动荡年代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为进步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青春的颂歌。
《青春之歌》中写的人物大都是青年，他们的青春才刚开始就遇到了国家动荡、民族危亡的革命战争时代，他们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谱写了属于30年代的青春赞歌，他们的青春是何其相似，又各有不同。
一、林道静：倔强、执拗、刚强、昂扬、敢于反抗封建资产阶级的压迫又顽强的坚持坎坷不平革命道路。
林道静是大地主林伯唐强暴佃户姑娘秀妮所生，母亲投河自尽后，小道静受尽了养母的百般虐待。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遇，既形成了她倔强、富于反抗、同情劳动人民的品质，另一方面，又使她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性。这一性格的双重彩注定了她在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青春赞歌 林道静在成长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高中毕业后，养母将她作为摇钱树，逼她嫁给胡梦安作姨太太，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家出走。可是逃出虎口，又差点落入狼窝。
不甘屈服，但又无力抗争的她，只得用死来反抗这个黑暗的社会。余永泽救起了她，并给了她一片温情的小天地，她也曾一度想从爱情中寻幸福，可她很快发现自己又成了余永泽的“玩偶”。她因不满足这种被关在“鸟笼”中没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生活，而再次陷入痛苦之中。
就在林道静苦闷彷徨之时，她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嘉川。他引导她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并逐渐投身于火热的斗争。日渐觉醒的林道静发现自己以前“好象个糊涂虫”，也使她进一步看清了余永泽自私、庸俗的真面貌。当余永泽赶走卢嘉川，导致卢被捕，最后牺牲
时，林道静终于与他分手了。从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林道静在探求光明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曲折经历。这以后，她经受了一系列血的教训和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炼，尤其是女革命者林红的热情帮助，以及她那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她进一步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是为人民，为革命而奋斗。她看清了自己思想深处存在的温情狂热，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自觉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中锻炼自己。她在学校里和热血青年赵毓青积极的开张学生工作，向学生宣扬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并配合江华深入到地主家庭去做地下工作。林道静的青春之路：离家出走时：执拗、幼稚——北戴河自杀时：阴暗、自卑、痛苦——
和余永泽同居时：对生活充满憧憬、自信但仍幼稚天真—— 认识卢嘉川和余永泽决裂时：对革命充满渴望与向往，有了新的人生信仰——入狱结实林红时：坚定了对革命的决心——带领北大学生运动时：由幼稚走向成熟，积淀了实践经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二、卢嘉川：积极乐观、爽朗热情、坦荡潇洒、对革命宁死不屈、忠贞不渝。
卢嘉川是小说中坚定共产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遵照党的指示，领导学生运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卢嘉川把林道静引上了革命道路。他引导着林道静从余永泽提供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对林道静进行了革命意识的启蒙教育，是他的出现带领林道静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有才学有
胆略，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不灭的信仰和崇高的追求，在被捕之后，虽然饱受酷刑，甚至双腿都被老虎凳夹断，依然顽强不屈，并在狱中领导绝食运动，那年轻的生命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壮烈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这种对革命热爱与忠贞一直影响着林道静。
就当代90后来说爱情在生活中是必需品。但在那种社会动荡的年代，特别是对于卢嘉川这种中共地下党员来说，爱情是奢侈品，他和林道静的爱情还没有开花就已经枯萎了。卢嘉川的青春是昂扬的、热血沸腾的，是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的代表。
三、江华：成熟稳重、老成而练达、精明能干、善良正义、对革命忠诚热爱。
江华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成熟稳重，老成而练达。他作为一个政治上和斗争实践上都成熟的共产党员出现，正好弥补了卢嘉川的空缺。在卢嘉川入狱之后，他的出现弥补了林道静政治道路上的空缺。是他给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上带来重要的转折，让她真正地在与工农结合的斗争实践中得到成长，帮助她一步一步的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而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与林道静的爱情是政治的上的产物，他觉得林道静是一个热爱革命，有思想积极向上的人而欣赏她，而林道静觉得他是自己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是个正直爱国的青年。不像和余永泽一起那种对爱的萌动与向往，也没有对卢嘉川那种炽热的爱，只因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
三、余永泽：迂腐懦弱、自私自利、平庸狭隘、崇拜胡适追求文学。
余永泽是在林道静最黑暗、最低迷、想要自杀的状态下出现的。他对文学的热情、对生活理性的分析和对林道静的温柔与关心 都深深的吸引着林道静，因此林道静对他产生了爱情的
萌动。对于初涉社会的林道静来说，他救了她的生命，又在兴趣爱好上如此投契，很自然地就投身他的怀抱。但在后来同居的生活中林道静越来越感觉到两人的差距，余永泽的虚伪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对投奔他来的老长工，表现得非常冷酷，竟毫无同情心地把魏老赶出家门，当他知道林道静跑出去送给魏老山十块钱后，冷冷地讽刺林道静是拿他的钱装好人；对林道静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和参加学生游行示威运动不但不支持还冷嘲热讽；最后还出卖了卢嘉川，使卢嘉川被捕最后牺牲等等。使林道静看清了他真面目并与之决裂。
在30年代里，主要以革命和进步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小说中对余永泽的描写是借此来批判那一类不热爱革命，胆小懦弱、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就当今社会来说，余永泽实际上是一个“认真的生活者”，他讲爱，讲美，讲浪漫，他的生活状态更适合生活，他给林道静提供凡俗的爱情，知识，优雅和温情。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因素，他的这种小资爱情是受社会批判的。
五、和杨沫重叠的青春。
杨沫在写《青春之歌》时，她也正经历了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小说
篇二：杨沫《青春之歌》简析
杨沫《青春之歌》简析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
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
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林道静的形象
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得到解放。
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1.地主与佃农的女儿（双重身份）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
2.成长的第一阶段：与余永泽相爱
篇三：杨沫的《青春之歌》
杨沫的《青春之歌》短评
《青春之歌》塑造了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真实的描写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十分必要的。林道静的探索和追求，只有遇到了党，投入时代的洪流，才算到真正的出路，因而她艰苦曲折的成长过程，始终是放在革命斗争活动中来展现的，处处突出党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小说通过她两次巧遇卢嘉川而被引导加入爱国学生运动的偶然事件，反映了时代召唤青年的历史必然性。思想上的初步觉醒，使她看清了余永泽的真面目以及和他一起生活的庸俗、空虚，决心与之决裂；但真的要分手时，却又感到缠绵惆怅，若有所失。在党的引导和时代的推动下，她还是迈出了第一步。小说一方面满怀热情描写林道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坚持狱中斗争和领导北大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表现她献身革命的勇气、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典型情节和细节（如第一次入狱想到牺牲时的急躁情绪，在农村看到佃农郑德富充满阶级仇恨的“白眼仁”时的心理活动，从定县回到北京路过旧居时的思念之情，地下工作处于艰难情况下想上战场当红军的要求，在任玉柱父子面前轻率的暴露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等），有层次的细致描写了她在锻炼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使人物身上因袭负担的沉重和自觉改造的坚决和盘托出，新旧思想的消长
过程清晰可辨，反复揭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掉阶级的劣根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非经长期的斗争锻炼和痛苦磨炼不可，就是入了党也不能停止这个磨炼的过程。正因为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才使林道静这个三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具有较深的典型意义。人们从林道静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既看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指引作用，又看她本人的主观努力和自觉改造；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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