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美国国庆日,我站在罗德岛纽波特网球场的中央,解说员充满激情地介绍:“让我们欢迎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詹姆斯·布莱克!”对我来说,这样的话曾经像战斗的号角,鼓舞着我冲向赛场。但是那一天,我毫无斗志。父亲——我心中的英雄——两天前刚刚死于癌症。我根本无心比赛。
那一刻,我本该待在家里,和母亲一起安排葬礼。但她也没在家,而是坐在看台上为我加油。“如果你父亲还健在,他也会希望我这样做的!”
其实我当时能够站到赛场上已经很幸运了。那个春天,我在罗马训练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事故——我冲到网前想救一个球,结果脚下打滑,头撞到了网杆,导致颈椎骨裂。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担心自己再也打不了球了,一心想回家。
从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开始训练我和哥哥打球,他隔着球网给我们喂球。等我大一点了,
父亲开着车送我四处打比赛。可以说,我是在他的一路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在哈佛大学上二年级时我退了学,成了一名职业球手,忙得只有圣诞节才能和家人团聚。
大夫告诉我,颈部的伤需要两个月才能康复。也好,我能好好陪陪父亲了。前一个夏天,他体检时被查出了晚期胃癌。但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我会战胜它的。”接着就回到了日常工作与锻炼中。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我们一样严格。他常说:“你不能决定自己的天赋,但能决定自己的努力!”
父母来到机场接我。尽管脖子上还戴着支架,但我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就像父亲没把自己的病情当回事一样。见到妈妈后,她轻轻拥抱了我。父亲悼词“爸爸呢?”“他去停车了。”在等行李时,我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过来。这是父亲吗?他老了很多。由于过度消瘦,身上的衣服显得空荡荡的。在我的印象里,他一辈子都没生过病。哥哥和我一直都把他当做超人:每天上班前他要做几百个俯卧撑,下班后不是打高尔夫就是打网球。
父亲拥抱了我。“你感觉如何,詹姆斯?”他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充满了磁性和快乐。他不停地打听我的伤势,完全忘了自己也是病号,而且是晚期癌症。
我不禁回忆起我们父子一起度过的时光。父亲开车时,我和哥哥都会老老实实地坐着,连手都不会乱放。这是父亲严格要求的结果,他常说“纪律是一切”。如果我在比赛中乱发脾气,回家路上就得接受他的教训:“你想打败对手吗?那就得比他更加努力地训练!”这似乎成为我们爷儿俩的一种仪式。在他的鼓励下,勤奋似乎融入了我们的血液。除了体育,父母还鼓励我和哥哥读书,甚至设置了奖金——每读完100本书奖励25美元。有时我打完比赛给父母打电话,父亲会问:“最近看什么书呢?”
我在康复期间,每天都去陪伴父亲。他的卧室现在成了病房,床头吊着输液袋,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药瓶。我们一起回忆过去的好时光,但从来不谈论病情。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光是从椅子里站起来都要费很大的劲。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换衬衫,看到他的嶙峋瘦骨,我惊呆了,忍不住扭过头去。他不停地进出医院,却始终对我们说:“我肯定能战胜它。”我相信他,因为他说这番话时,脸上始终带着自信;还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他总是言出必行。
在前往纽波特参加比赛的前一天,我再次来到医院,拉过椅子坐在父亲床边。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泪珠从我的脸上滚落。“我会没事的。”父亲说。我用力点着头。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病榻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父子俩拥抱在一起。那一刻,胜过万语千言。这时妈妈进来了。我们对结果都心照不宣。我们曾经满怀希望,但并没能阻挡病魔的脚步。一下子,我们三个人放声大哭起来。泪光中,我看到父亲和母亲握着手,深情地注视着对方。父亲最后一次告诉我,他为我骄傲。我也告诉他我爱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可想而知那是一场多么艰难的比赛。它不仅是我伤愈复出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而且我还沉浸在刚刚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中。几天之后我就要在父亲的葬礼上致悼词了。在场边时我还在考虑,如何告诉来宾,父亲是我心中的超级英雄。他给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打拼的“技能”:耐心、纪律、勤奋、对家庭的热爱、积极的态度……虽然他离开了,但并没有走远,因为我还在以他为榜样生活。等我有了孩子,他们也会继续效仿,就这样一直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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