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政府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钱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他认为中国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是不能以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他认为制度是围绕人事而变的，人事是制度订立、发展、流变之源。“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
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但他似乎不太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不重视制度对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响，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否则人事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其实许多人事问题是可以通过先确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规范基础上予以解决的。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地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体的认同乃至文化。美国联邦党人不正是借鉴常识、经验并通过逻辑上的思辨而制定了美国宪法吗？这也许并不完全切合当时的人事，但这却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并行之有效达两百多年之久。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论证的那样，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较为缓慢，可能要以10年为单位。
最后来谈谈内容。先说说皇权与相权之争。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以下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而中国历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况愈下。我觉得皇权、相权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皇家和官僚（士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秦朝由封建到郡县后。诚如钱先生所言，此一变化后，除皇家之外，其他官职均不能世袭。平头百姓也可以通
过后天努力谋取官职，提升社会地位，客观上来说是进步了。但秦之所以消灭封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防止类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剧再次发生，是为了要天下一家，万世一系。所以我不认同钱先生认为的汉代皇家之事也属政府管理，宰相才是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将皇权与相权平等对待的认识。汉是承秦制的。刘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给了以宰相为代表的读书人，难道是活雷锋不成？从历史上刘邦和萧何的关系以及其后来对功臣的态度来看，都可以看出皇帝还是老子，其他人只是服务于他的。也即皇权是第一位的，相权是第二位的，中国历代可谓从来如此。所以皇权对相权的侵揽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皇权虚设的情况。当然皇帝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帮忙是不行的，于是人员的选拔、赋税的征收、国防和兵役等各项举措随之而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必须要认清的第一要义。至于在和皇权的博弈中相权能获取多少自主权，全在于其实的情况。客观上来说，皇权和相权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是有好处的，也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再说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代地方只有郡、县两级，有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汉代时郡长官级别是二千石，这和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等级别，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地方、中央官员交流也较为频繁，这就使官僚体系内部的通路较为顺畅，升迁激励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较好。这好比现代组织治理所讲的扁平结构。而汪中求
汉以后，一是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分为三级。二是中央逐渐集权。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他们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地方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即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物质上的东西。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认为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这是值得当今为政者思考的。
读完本书后，我还有一个颇为意外的发现，即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制度的废弛和崩溃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时宜，而是因为执行不力，换言之即没有人去监督该制度的执行。既如钱先生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制于不可收拾”。比如书中在论述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日积月累所致。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令人为之叹息。承认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所言，中国并不缺乏滔滔雄辩的战略家，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但是何以会缺乏执行者呢？执行者不履行职责又何以没有惩罚措施呢？从根本上这就牵涉到权力来源和制衡问题了。中国古代
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在获取了权力后，再通过意识形态神化统治者和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但是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在历史上便必然出现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概言之，中国历代政治根本问题乃是权力的来源和制衡问题。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妥协、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则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政治得也好、失也好都没有跳出绝对权力这个大框架、都没有到很好的制衡权力的办法，因此也就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症结。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作为今人，在掩卷而叹的同时我们还应以史为鉴，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共和之政治进程，莫使后人复哀后人。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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