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惠 情系马兰半生缘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 2017年第15期
◎本刊记者 王中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一声巨响后，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了蘑菇云，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挺直的脊梁，也看到了大国崛起的身影。这声惊雷，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改变了大国间的力量格局。这是安全的保障，实力的体现和民族的尊严。
5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从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小子”，变成了举足轻重的“真汉子”。这个转变的背后，有无数人的奉献和牺牲，有无数人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情。在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展史中，有些人“无名无姓”，有些人的名字被永载史册。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上，记者见到了曾担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没想当兵，却当了一辈子兵；没想干核试验，却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马国惠当年怀着报效祖国的梦想，走进大学，走进马兰；在那个充满神秘的戈壁大漠核试验基地，在艰难的岁月里，用生命和责任凝聚力量，为我国核试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扎根戈壁写忠诚
“从1964年10月到1996年7月29日最后一次试验完成，中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我是从第三次核试验开始，共参与了43次核试验。”眼前这位儒雅可亲的长者，让你很难将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同他联系在一起。
现年76岁的马国惠性格豁达，心直口快。他先做了一下自我简介。“我是1960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市第14中学，因为成绩突出，被学校保送至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5年8月从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核试验基地，从事核试验测试工作，最初参加光学测量，主要负责光冲量的测量工作。”
马国惠自参加工作，从一名技术员晋升为司令员，从学员晋升为将军，从中不难看出马司令辉煌的人生经历和为国家、为我国的核武器试验作出的重要贡献。1994年10月，他出任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训练基地司令员，1997年4月任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1999年任总装后勤部部长。2001年8月退休。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4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
马国惠回忆说：“我应该是同学里面比较幸运的。”自毕业分到21基地研究所，在第二研究室搞光学测量，他在戈壁滩上工作了33个年头，对马兰非常有感情。“从事核试验特别是早期核试验，当时我们满腔热情，能够分配到核试验基地搞尖端技术，觉得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光荣。但是，到马兰看到的情况
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核试验现场确实很艰苦。从自然环境来讲很恶劣，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夏天地表温度可以到六七十度，空气温度四十几度，冬天温度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八九级的大风把塔里木盆地的黄沙吹起来，沙尘滚滚，遮天蔽日。”
核试验早期是“打一换一个地方”，不同的试验方式和试验当量，场区布局要随之改变。所以，生活区不可能也来不及建设固定住房，只能住帐篷。夏天单帐篷，冬天棉帐篷。小帐篷住8个人，大帐篷住十几个人，用钢钎和粗铁丝把帐篷牢牢地固定，再用大石头把下面压住，防止戈壁滩呼啸的大风把帐篷连根拔起。冬天，帐篷里温度很低，火炉也不管用，人们就穿着棉袄、棉裤、带着皮帽子，把皮大衣和被子用背包带捆在行军床上睡。每次任务至少要搬迁两次。早晨从住地出发，车行200多公里，中间在兵站吃午饭，晚上才能到达场区，在离爆心较近的地方自行搭帐篷入住；“零前”往往是凌晨三点起床，参加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零前”行动，回来后要自己拆帐篷，转移到场区规定的安全区再搭帐篷。工作和生活相当紧张，完全是按照“零前”规定的程序行动。
上世纪60年代，无论春夏秋冬，马国惠和他的战友们上班乘坐的都是矮箱板的解放牌卡车，近的走20多分钟，远的要走一个多小时，在戈壁滩特有的搓板路上，每天重复做着人体“振动”试验。
在戈壁滩上，最宝贵的还是水。场区人员喝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外的河里拉来的苦咸水。为了节约水资源，每个人的用水都是定量供应，每人每天只有一盆水，早晨洗脸刷牙，晚上洗脚，然后将水就地倒在空气极为干燥的帐篷里，很快就蒸发了。
看报纸也都是在一周甚至十天之后的“旧闻”，半导体收音机在这里根本接收不到信号，唯一的新闻就是听场区的广播。因为生活单调，任务重，责任大，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地工作。
基地广大官兵、职工、家属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马国惠深有感触：“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马国惠说，大部分年轻人被派往基地后，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到伴侣，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而已经结了婚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两地分居，常年不能见面，很多同志在妻子分娩时不能陪在身边，子女也无法照顾。很多同志不能孝敬父母，甚至不能送终。有的夫妻二人工作都忙，子女的教育就这样被耽误了。参与核试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的高材生，但他们中很多人的子女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工作也十分平平。后来老战友聚会，有些人甚至连车票都负担不起。有一幅对联——“举杯邀月，恕儿郎无亲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说得特别贴切，也是当时马兰人的真实写照。
情系 在铁塔上与共眠
现在网上总能查到马国惠是“头枕睡觉的人”，问起此事，马国惠说，那篇文章起名比较唬人，太吓人了，没有那么小，枕不了，改成“头顶睡觉的人”，或“与共眠”还可以。于是，他向记者娓娓道来当年的故事——
当时马国惠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冲量的测量，在完成自己项目的准备工作之后，被临时抽调和曹淑华等4名同志参加激光项目瞄准工作，这个项目当时是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项目。因为白天背景光很强，他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在塔上工作，光路系统只有晚上才能调试。一上塔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22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江米条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他们在装置的爆室工作，头离十公分的距离睡过觉。“这是工作需要，当时没想那么多”，奋斗了20多个日夜。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他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大家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总不能不拉不尿吧！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真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很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的邵乃林就是马国惠的校友。试验前的那一夜，他们这个项目要做最后的调试。等插完，他和大家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12月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马国惠说，“核试验是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在研制第一颗的初期，就在罗瑞卿同志的
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参加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所有人员都遵循的教诲，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从专家教授到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策力，敢于创新，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核试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核试验一开始就强调“严格、严肃、严密”的“三严”作风，始终贯彻到核试验的全过程。
核试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马国惠把核试验比喻战场，参加核试验就是完成战斗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是历史的罪人。他曾经和航天发射基地的司令员调侃地说：“核试验和航天发射有四点不同，但是它们却是相反的。一是搞核试验最喜欢听的是爆炸，一爆炸就成功；航天发射是最怕听爆炸。二是航天发射生怕别人不知道，从进场、发射、回收，都是现场直播，广泛宣传；核试验是生怕别人知道，保密又保密。三是航天发射最怕‘上’不去；核试验是最怕‘下’不去，尤其是竖井地下核试验。四是航天发射的担心是在点火后；核试验的担心是爆炸前。”
“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庆祝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回顾总结马兰精神，马国惠感到格外亲切和自豪。马兰人在近六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总结出的马兰精神，不仅是马兰人创造的，而且也是参加核武器研制、试验的所有亲历者共同创造的，是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奋斗结晶。
马国惠说，马兰精神是在一个特殊的任务、特定的环境、特别的体和特有的历程下形成和发展的，有其非常丰富的内涵。在1989年基地组建30周年时，总结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马兰精神最新表述是：“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峰。”也可以简述为“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马兰精神”和兄弟单位的“九院精神”“东风精神”“西昌精神”“远望精神”“风洞精神”“草原精神”等等，都体现了各自的特点，充分反映了各单位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这都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9月18日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元勋时，“两弹一星”精神被正式提出。“两弹一星”精神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马兰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国惠认为马兰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也是顽强意志的充分体现，更是集体智慧的完美结晶；我们要学习马兰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在当今的形势下，还是有很多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 王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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