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柳散文中观其古文理论
在中国古代散文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魏晋时，“文”从“经““史”、“子”学术之“文”、文化之“文”区别开来；再一个就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古文”这一名称，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的。太史公在《史记》中提到的古文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汉时所存的与通行文字不同的先秦古代字体；另一层含义是泛指古代文献，如《太史公自序》所言“年十岁，则颂古文”。唐人所谓“古文”，始由韩愈发端，“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厚》）。
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帝国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声威远播四海。但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之后，强盛繁荣的唐王朝开始衰落。藩镇割据、外族侵逼、阉官弄权、朝官政争，整个国家动乱连年，经济衰弊，就连思想文化领域上也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佛、道横流。
面对国是日非，危机四伏的局面，韩愈、柳宗元等一批有用世之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挺身
而出，在前代古文家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齐力倡导了一场志在恢复古道的“古文运动“，一方面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反对南北朝以来骈文艳冶淫靡的文风，提倡朴实明畅之散体，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之儒家，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力图重新振兴儒家传统、发扬儒家经世济民精神和伦理道德，借助儒家思想来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唐王朝的统治。
因此，韩柳所为之古文，有其针对性，即“不类于今“，力图区别于流行的时文。从其文之体而言，在章法风貌上与流行的时文不同，主要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较为质朴自由；而就其文之源而言，也与当时崇佛重老的世风相异，而是提倡宗经，行圣人之道，传承儒家道统。如今在谈及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时，就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韩柳文章李杜诗。”下面我们就从其文章来略观一下他们的古文理论：
一、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和古代的儒家所提出来的诗言志是一个意思，是内和外的统一。韩愈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念。他提出“文以明道”， “修其辞以明其道”（ 《争臣论》 ），“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
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从而使文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
为了弘扬古道和推进古文创作，韩愈曾公开收招后学以传授古文，以期扭转背师弃道的恶习。《师说》便是他在这一抗争中的优秀产物。文章先说明老师的作用；然后连用三个对比，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人不耻相师”、“圣人无常师”三项具体说明，论证从师的重要性；最后点题，说明写作缘由。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三评：“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
师道乃是传播圣人之道、教授古文之业的保障，也是他从事儒学和文学“复古”事业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师说》的创作就表现出强烈的针对性，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见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后辈，故为此倡亦帜云。”
二、唯陈言之务去
韩柳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 ，
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
在文学语言上提倡要新颖、独创，反对因袭。虽师承古人，但要 “师其意，不师其词”。 韩愈还明确提出“唯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 ），“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如《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等。李扶九在《古文笔法百篇》卷十三评：“昌黎不以雕饰为工，此篇修辞，亦具排山倒海之势，如杜陵为律，力大气雄，不为偶体所缚，非六朝人所敢望也。”
在行文体式上， 韩柳极力反对骈文，努力写作散体文。其中韩愈的散文众体兼长，议论文、杂文、书信、送人序文、墓志铭都各具特。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法度即作文的章法，他主张为不同的内容兼用不同的形式来创作，那样才可以把要宣扬的文章思想，恰当的表现出来。为此，韩柳在行文创作中对传统题材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和拓展，并开创了新的行文体式。
就二者在墓志铭上取得的成就而言，有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评：“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另外，六朝人物传状多以骈体为之，内容空洞浮泛，韩柳对其改造主要表现在物传体式创新上。
如韩愈《毛颖传》，作者以拟人的手法为毛笔立传，寓庄于谐，无论写毛颖的先世，被俘见用的情形，还是写毛颖的性情才能，因老被废以及其后裔的情况都生动活泼，毛趣横生。故《唐国史补》评：“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又见王文濡《校评音注古文词类纂》引张裕钊云：”游戏之文，借以抒其胸中之奇，汪洋恣意，而部勤一丝不乱，后人无从追步。”
柳宗元人物传记则对普通小人物特别关注，如《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等，都是通过他独到的眼光、细致的笔触，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不同凡常的品质和优点，进而总结出关乎世道人心、品格气节的大道理。其中《段太尉逸事状》即是选取段太尉一生中勇服郭晞、仁愧焦令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来表现主人公的勇毅、仁慈、清廉的品格。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九评：“凡逸事三：一写其刚正，一写其慈惠，一写其清节，段段如生。“
《种树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道来揭示作者的治民之术，表达作者对当时官吏烦扰民生的忧虑，希望君臣顺民之意，使之安生的愿望。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选》评：“子厚体物精矣，取喻当矣。为官者当与民休息，虽曰爱之，适以害之，是可观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前写橐驼种树之法，琐锁述来，涉笔成趣。纯是上圣至理，不得看为山家种树方。没入“官理”一段，发出绝大议论，以规讽世道。守官者当深体此文。“
在各体文中，原、辩是韩柳的新创。其著作有“五原”，以及《讳辩》、《桐叶封弟辩》等，此处主要以《原毁》、《讳辩》为代表解析。《原毁》旨在批评士大夫间那种宽于待己、严于责人因而互相诋毁的风气。文章善于假托他人言论，多形象描述，加上对比与偶句的大量运用，使文章整齐和谐、铿锵有力。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摹写世俗之情状。熟于此必能作论。沈德潜《唐宋八大家读本》卷一：“此即后代对偶排比之祖也。于韩文中为降格，而宾主开合，荆川得之，已足雄视一代矣。”
《讳辩》先交代写作的缘由，揭示所要辩驳的论题；继而由避讳的规定和例证的阐释，说明李贺并未犯律；接着又用大量例子说明李贺举进士的合理性，借机批评当世一些人任意引申违法，借机压制人才的做法。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评：“前分律、经、典三段……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尽是设疑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种文法。”
三、气盛言宜
孟子讲过“吾养吾浩然之气”至魏晋时，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进而提出“文以气为主”之观点；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风骨》篇中也说“意气骏爽者，则文风清焉”。可知自古来中起着不少。孟子之气，道德含蕴于内舒扬于外的仁人君子的精神气质，类属于道；而曹、刘之气则主要指文学作品的体貌风格，兼及作家的才性，类属于文。
韩柳将孟子重道德修养和曹、刘重文学创作兼顾起来，一方面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木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 （ 《答尉迟生书》 ） 。
“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即内在的心灵的修养的美和恶， 在文词当中是遮掩不住的，它肯定要表现出来，正如古人所言“文品出于人品”。 因此，韩愈的《论佛骨表》在谏言迎佛骨的弊端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忠君爱国的情怀。“佛如有灵，能做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得悔。”可见其激烈、忠恳的语气文情。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三评：
“此表直质极矣，一片爱君之心，出言无择。……通篇据先王之道，明利害祸福之理，语语庄重切挚。”
另一方面韩柳把“气”作为写文章的关键，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 （《答李翊书》）。他认为“气”就像水，“言”就像水上面飘浮的器物，气盛了，就像水大了，那么，你写出来的文章上面的浮物才能大小皆宜，游移自如。
韩柳把文气和文章的语言表现联系起来，提出了“气盛言宜”的观点，其古文的特，也正是从气与辞的契合中得以体现。如《原道》旨在探寻儒家仁义之道的根源。文章先标明儒家“仁”、“义”、“道”、“德”的定义，然后具体阐述佛老如何蛊惑人心，最后介绍先王之道，提出处置佛老的方法。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评：“全以大气盘旋，能使辟老、佛以原道之意，曲折条倡。”又吴闿生《古文范》卷三：“凡为文之道，庄言正论，难于出争胜。独退之此文为例外，由其盛气驱迈磅礴而不可御也。”
四、不平则鸣，文穷则后工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 《送孟东野序》 ）的口号，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因此，韩愈鄙视那些王宫贵人，认为他们气满自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真正的好作品是 “恒发于羁旅草野”，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当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往往受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越工。牛溲马勃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便是借山水书写心中郁闷之作。《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通过展示西山的恢弘气势和超然境界，来隐喻自身卓尔不的形象，即有”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之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读本》卷九：”从“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苍劲秀削，一归元化，人巧既尽，浑然天工矣。此篇领后诸小记。“
其中《小石城山记》以小石城自喻等。用山水景物的特点和遭遇来表现自己性格特点和思想状况；而《钴鉧潭西小丘记》，则是通过写小丘的奇异景和他为人所弃的遭遇，来抒发作者的身世之感。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评：“子厚游记，篇篇入妙，不必复通。……末
段于贺丘之遭，借题感慨，全说在自己身上。“又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九：”此等托物而感遇，……以山水之状态，会耳目心神，自是悟道有得之言。究之心名未净，终以遭遇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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