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读书笔记
    简介：
    《寒夜》是巴金最具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堪称书写婆媳矛盾的经典之作，是典型中国家庭的缩影，其中借对汪、曾之间婚姻生活中种种日常矛盾的展示，探究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婚姻的问题。我们将以《寒夜》为基点，通过与《伤逝》、《金锁记》等作品的类比分析，从而加深对《寒夜》中婚姻关系的理解。
    在此之前我不得不做一点声明，本篇文章不过是我一时兴起的玩物，谈不上学术，却也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文章的思路也是我当时的即兴之作，不过近来又加以完善，距《寒夜》的阅读约莫也有一年半载，情节人物略有生疏，当时的瞬时情感却还历历在目。因并非论文，故不作文献引用。
    不知《寒夜》的阅读受众，所以还是放一下简略的剧情简介：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他们年轻时的梦想是希望能自己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树生在大川银行工作。汪文宣的
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树生常发生争执，汪文宣左右为难，此时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后来树生随年轻的银行经理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小宣回了昆明。两个月后，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文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善良正直又懦弱的男人，而树生和汪母则是新、旧女性的典型代表，汪家的矛盾以树生为中心：婆媳矛盾不可调和，夫妻矛盾与其说是“七年之痒”，不如说是他们的所谓的爱情遭到了柴米油盐的考验，小宣母子的矛盾在于血浓于水的亲情变得比水还淡。一直炫耀自己是“拿花轿接来”的汪母，固执而富有“恋子情结”，丈夫过早去世，她早就习惯了守着儿子过了一辈子的生活常态，即使为儿子去做洗衣老妈子也心甘情愿。但是尽管汪母爱儿子，为儿子付出了一切，她依旧却不理解儿子，她的爱没有给儿子带来幸福，反而增加了他的痛苦。此处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自然，《寒夜》中的汪文宣并没有鲁迅先生的那番思考，若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粗犷地将他认作是一个“巨婴”。
    《寒夜》是巴金最具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堪称书写婆媳矛盾的经典之作，极具深度。
小说讲述的是“好人的悲剧”，成功地塑造了汪母、汪文宣和曾树生三个人物形象。《寒夜》作为巴金的巅峰之作，是典型中国家庭的缩影，书中通过展示汪、曾婚姻生活中的日常矛盾，探究揭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婚姻的问题。我是没有看完巴金早期三部曲的，《家》看了一大半，只觉得不是很有意思，剧情还算可以，语言和人物塑造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寒夜》无论是人物、语言、环境甚至对于政治语境的把控都是不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我阅读《寒夜》的时候，《家》的影子还残存在脑海里，两相对比，可以称得上震惊。
    《寒夜》是一部长篇小说，因我与其他多部交叉阅读，机缘巧合，有了些许念想，于以下呈现：
    家庭因爱而存在，夫妻感情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依据，家庭问题如何能够通过是非道理就可以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家庭生活中，我们甚至无法把控衡量的标准。《寒夜》中所写人物不多，女性占了很大比例。我们将具体分析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其实我也有想到分析男性，但不得不说，在以下关联的作品中，男性所占的比例却是不是很多，而我自身并没有什么与男性打交道的经验，若是强行分析，必定是有失偏颇，只作顺带一笔。兜了一圈，回归主题，首先还是看一下民国初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思考：
张爱玲简介
    首先是1925年鲁迅《伤逝》中具有“独立人格”的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是民国初年的曹七巧：“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虽然张爱玲是在四十年代才创作的《金锁记》，文中似乎刻意了模糊了时间，据推测大约是在民国初年。1928年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也许莎菲女士置于此地并不怎样的合拍，确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总结一下：鲁迅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的那样：“娜拉”如果不想做傀儡，就必须取得经济权，这或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艰难。在中国改变太难了，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当时社会，所谓的妇女自由，只是理想的“乌托邦”而已。我们可以将子君的伤痛归结为经济不独立，曹七巧则是过于看重经济因素，莎菲女士是个异类，她基本经济独立，思想自由，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可我依旧认为她有着精神上的时代病。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如下一种解法，觉得甚是有趣：
    “现实”为出逃的女性设下了“双层”陷阱。第一层陷阱是,“现实”让“她们的人生追求与爱情追求之间划了等号”,“她们跑出家门,似乎仅仅只是为了婚姻自主”,“尽管她们的理想抱负、人生追求的初衷远远不仅于此”。然而,现实中女性没有爱情与婚姻,女性离家就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女性脱离第一层陷阱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寻求“新”男性的庇护。但是现实中,“新”
男性所给予的“庇护”又是否是离家女性所等待的“救赎”———具有平等对话权的爱情与婚姻呢?这恰恰又是“现实”为女性安排的第二层陷阱:“新”男性给以女性的“庇护”———女性勇敢追求而得到的“自由婚姻”,并不是对女性的“救赎”,它只是让女性再次扮演着“与在‘父’之秩序下一般无二的角”。莎菲女士的种种百无聊赖大约是她陷入了第二重陷阱。
    那么让我们看回《寒夜》里的诸位女性，故事的大约发生在三四十年代。二十年过去了，人们的婚姻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观。
    首先是树生，她是书中新女性的代表。我认为她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甚至可以说是成功从“现实”为出逃的女性设下了“双层”陷阱脱困了。我觉得她获得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虽然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同，但从我们这样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她大约是没有获取自由的。纵使她收获了爱情，却被爱情拖入了一个无法简单抽身的漩涡，而这股隐藏在甜蜜爱情背后的神秘力量，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复杂的婆媳关系。
    之前也简略地介绍过汪母守寡多年，与儿子汪文宣相依为命，她严格遵循封建父权制对女性的角定位，心甘情愿为儿子交出自己的一切，并不自觉地陶醉于对儿子的热爱与占有中不能自拔。我们可以说汪母确实是世界上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好母亲，是世界母亲体
的楷模。但同时汪母虽然亲手将儿子抚养长大，和他共同生活三十多年，可她从不了解儿子，更不明白何为爱情。她将男女爱情局限于金钱，也不明白儿子对妻子的依赖性。即使汪文宣一直想要努力承担家庭重任，不想依靠曾树生，但现实却是物质上、精神上都离不开她。况且因为树生和汪文宣并未正式举行过婚礼，所以汪文宣有爱的婚姻在汪母的眼里是不道德的，她总希望等到抗战胜利儿子发财，就能娶到一个“正经”的称心如意的媳妇，于是更加努力地逼走树生，最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出“好人们的悲剧”的发生。汪母最后成为了父权化的符号代码，以此填补父亲的缺位，她以父权的职能施加着母爱，这使得汪文宣最后成为一个身体成熟、思想人格却还未独立的大男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她无法平等地与儿子沟通交流，甚至她的父权越位了她作为母亲的身份，儿子不是她依靠的对象，而是她的附庸拼，这也正如曾树生所描述的那样，她是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