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ol.19 No.1Mar. 201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ANGSHA AERONAUTIC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张爱玲简介
第19卷第1期2019年3月
DOI:10.13829/jki.issn.1671-9654.2019.01.024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出走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和苏青小说《结婚十年》比较研究
钱丽娜，赵　华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结婚十年》中苏怀青都是时代浪潮中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从白流苏与苏怀青所处的社会背景、思想觉醒程度、人物命运等方面剖析其出走的原因以及出走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精神成长，研究20世纪30年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女性解放的艰难进程。
关键词：女性出走；社会背景；思想觉醒；人物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54（2019）01-0107-03
On Women's Running away in the 1930s and 1940s——Comparison between ZHANG
Ailing's novel love of a fallen city  and SU Qing's novel ten years of marriage
QIAN Li-na, ZHAO 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Both Bai Liusu and Su Huaiqing in the novel love in a fallen city  and ten years of marriage respectively are female images running away from home in the tide of the times. From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degree of ideological awakening and the fate of Bai Liusu and Su Huaiqi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departure, the difficulties and spiritual growth encountered in their journey, and studies the awakening of wome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1930s and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women’s running away; social background; ideological awakening; character fate 收稿日期：2018-12-05
作者简介：钱丽娜（1996-　），女，山东海阳人，研究方向为中国汉语言文学。
    　赵华（1974-　），女，山东曹县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编号：14FZW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解放的深入发展，女性作为“第二性”[1]1的生命存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出走作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和女性解放的重要表征之一，在女性书写中居于重要地位。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和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都表现了女性出走的时代话题。虽然白流苏与苏怀青都是时代浪潮中出走的女性形象，但是由于其觉醒程度的差异性，人物命运也最终有着不同的走向。
一、女性出走与社会背景
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女性长期处于卑微的依附地位。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形成的。”[1]275一定意义上说，女性的依附性存在是后天的文化建构而成的。20世纪初中国在社会新思潮影响下，一些觉醒的女性开始以实际行动进行反抗，
甚至以决绝的姿态逃离家庭，“娜拉”式的女性出走成为女性解放思潮中的时代话语。无论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结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9卷
婚十年》中的苏怀青，都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出走的女性形象。
《倾城之恋》主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香港为创作背景。小说开场就是上海一个具有浓厚保守思想的白公馆：白公馆里的男性谈论的天理人情是三纲五常和“从前的规矩”，白公馆里的女性寻的是可以寄生的婚姻。可见，当时女性的天空是低矮压抑的，这既是白流苏生活的家庭环境，也是她生存的社会环境。但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出现了现代性元素，尤其是香港更为开放，股票、舞场、电报、电影、咖啡馆、汽车、男女交际自由等现代经济生活、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已经出现，甚至影响了传统保守的白公馆：虽然白家以“诗礼人家”自居，鄙夷、反对学跳舞，但白流苏学会了现代交际方式——跳舞，这恰恰为白流苏离家出走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可以说，传统道德衰微和现实生存需求是白流苏出走的强大内驱力，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成全了白流苏出走的愿望。
与之相似的是，《结婚十年》中苏怀青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只不过故事的地点除了上海之外，还有N城和南京。小说一开始就是苏怀青半新半旧的结婚典礼：刊出的结婚广告指向了现代性的信息传达方式，花轿的传说传递着代代相袭的贞洁观念，现代的青年会礼堂里上演的是繁琐的旧
式结婚习俗。这种传统与现代并置的婚礼场景，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写照。苏怀青婆家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说明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传统伦理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无论男权力量多么强大，新的思想已经萌发，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出现，提供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学校和已经离婚的女博士曾禾医师都是女性解放的明证，这些都促成苏怀青最终走出家庭。
白流苏与苏怀青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挑战着女性尊严的忍耐极限。同时，现代性的社会元素为女性进行抗争提供了契机。虽然，新旧杂陈的时代决定了女性解放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意味着白流苏和苏怀青所进行的抗争必然是背着因袭的传统观念负重而行，但既然有所行动，也必然会催生新的力量，而且其抗争本身也是社会现代进步的一种表现。
二、女性出走与思想觉醒
白流苏与苏怀青同处于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生命需求遭到漠视，人格尊严遭到践踏。但是为了捍卫做人的尊严，二者都选择了以出走的方式进行反抗。由于二者受教育状况、自我认知水平和性别态度等方面的不同，其思想觉醒的程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反抗男权社会力度的差异性。
白流苏出走的原因、动机和过程反映了其思想觉醒的程度。无论是出走夫家选择离婚，还是出走娘家选择范柳原，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离婚而出走夫家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但离婚后寄居白公馆的
白流苏不仅没有获得尊严，甚至屈辱的生存也遭遇危机。钱财雄厚的范柳原的出现，给了白流苏人生转机的希望。虽然白流苏抓住了范柳原获得了可以委身的婚姻，但在和范柳原的关系中，付出的依然是尊严的代价。白流苏没有到社会上谋生的技能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认知，走进与范柳原的婚姻是其出走的必然结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自身的卑微生存状态。
苏怀青接受过现代教育，不仅具有性别平等的现代理念，还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诉求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才能。虽然苏怀青遵循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是她对于婚姻始终是以现代性的价值体系进行建构和衡量。虽然苏怀青跟随丈夫到了上海，但她更看重婚姻中夫妻之间的情感忠诚、精神交流。白流苏在婚姻中满足地扮演者传统女性的角，苏怀青即便结婚后也不断努力挣脱传统社会规定的女性角，比如新婚燕尔就只身前往南京求学、生孩子后去做小学教员、经济困窘时写稿子赚钱等，虽然其中也有过妥协与退让，但是苏怀青最终没有放弃自我的成长和“做一个人”[2]的坚守。不依靠婚姻而寄生，走向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成为苏怀青出走的归宿。
白流苏与苏怀青都以出走的方式反抗着男权社会，彰显了时代大潮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钱丽娜，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出走——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和苏青小说《结婚十年》比较研究第1期
但是二者的觉醒程度显然是不同的。白流苏的觉醒更多的是生存危机的促发，其出走是一种被动的无
奈选择；苏怀青的觉醒则更多的是自我精神诉求而不得的驱动，是一种主动的积极选择。白流苏出走是寻一个男人可供栖身和安放尊严，苏怀青出走是寻自我价值的实现。总之，相比于白流苏来说，苏怀青的出走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三、女性出走与人物命运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预示了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3]由于时代背景和女性自身局限，大部分女性在“出走”之后是不会有好的结局，正如鲁迅所说“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出走后的女性往往面临着“鹰”和“猫”的社会凶险，而且自身也没有抵抗凶险的能力，女性命运凶多吉少。
战争的发生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一定意义上说也成全了白流苏离家出走的愿望。离婚而成功再嫁的白流苏成为一个传奇，甚至发挥了女性出走的示范作用，比如向来鄙夷白流苏的白家四奶奶以其为榜样而离婚。事实上婚后的范柳原仅仅把白流苏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却“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也就是说，白流苏只是被当做妻子豢养着，无权干涉而且也只能忍受范柳原与其他女性之间的调情，夫妻之间情趣的缺失造成了婚姻中的孤寂，所以“流苏还是有点惆怅”。出走后的白流苏没有堕落沦为，其命运貌似“圆满的收场”，但在与范柳原的婚姻中仍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本质上与白流苏的第一次寄生婚姻毫无差别。对于白流苏来说，她虽然选择了出走，但最后的结局仍旧是“回来”，再次回到了人生不能自主的命运原点。
苏怀青接受现代教育，无论在婚姻之中，还是离婚之后，一直试图摆脱在男权社会中的依附地位而不断进行努力，做过教员、写过文章，表现出了一个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新时代女性，其出走并不再是张爱玲所说的“开饭时，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4]。冲出“笼门”的苏怀青也会随时遇到凶险的“鹰”或“猫”，但在奔赴社会的挣扎与反抗中，苏怀青不是孤军奋战，还有来自离异女博士曾禾医师的鼓励、帮助。小说中曾禾人物的设置，似乎预示了苏怀青离家出走的命运——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同白流苏一样回到依附男人的婚姻中，而是高扬着女性的主体精神战斗在男权社会中，正如小说中苏怀青发自肺腑感慨：“一个光明的人物，能够增加无数不幸者的生活勇气。我至今还不能忘怀那位曾医师，因为她不仅在患难中救助过我，而且还尊敬我，使我知道向上努力的好处。”
白流苏与苏怀青虽然都对被男权社会侮辱与损害的处境而进行了反抗，但是由于二者抗争态度的差异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走向。白流苏最终放弃了自我向男权社会妥协，成为被异化的他者存在，充满了悲凉彩。苏怀青始终清醒地审视和抗拒着强大的男权思想，捍卫了女性的自我存在，充满了英雄式的悲壮彩。如果说白流苏的命运令人同情，那么苏怀青的命运则令人同情中心生敬佩。
同为新思想与旧文化冲突下的女性，白流苏与苏怀青离家出走都表现了时代女性的觉醒。就女性自身解放来看，白流苏并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解放，而是从反抗走向了对男权社会的妥协。苏怀青不仅有两性平等的思想支撑，还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能力。从离家外出求学、教书，到最终提出离婚，苏怀青一直捍卫女性的尊严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无论是白流苏由反抗到妥协，还是苏怀青悲壮地坚
守反抗精神，二者的命运都昭示了女性解放的艰难进程。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著.第二性[M].郑克鲁  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275.
[2]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1995:202.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66.
[4]张爱玲.张爱玲散文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7:59.
［编校：杨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