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篇总体概述。姚鼐的山水游记体散文,习惯于开篇对山水景物的总貌作一概述,对全篇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如在作品《游媚笔泉记》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追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在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在此,他并不是开门见山地直接叙述自己是怎样一步步到达游览的目的地媚笔泉的,而是先介绍媚笔泉所在地的总的形势。开篇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雄奇而迷人的境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姚鼐作文构思的独具匠心。
《登泰山记》中,姚鼐是按照游览的足迹,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逐步展开论述,记叙并描写登泰山两天来沿途的所见所闻,以及游览的历程,如同引领读者游览泰山一般。但文章开头也不是直接来写是怎样登上泰山,以及怎样的游览路线。而是在第二段才写到:“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在此之前,坐着先写出了总说泰山形势的文字。写泰山地处汶水、济水之间,借水写山,以水衬山,充分渲染了泰山磅礴的气势和美好的自然风水景观。写作为南北分水岭的古长城,来突出了泰山在历史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写日观峰,为下文记述这次登山览胜提供了参照点和观察点。
二、巧妙地运用舒事、议论、抒情等多种艺术手法。如其作品《陈氏藏书楼记》,以叙事为主,又间隔议论、抒情于叙事之中,突出地采用了前后衬托、彼此映照的艺术手法。文章的前一部分主旨在于,说明藏书家世代相传的不容易,并指出大多数藏书失传原因在于子孙不贤明、不团结,把书籍也当作家产来分割,从而反衬出陈凝斋次子陈约堂欲使其父辈藏书子孙永保的可贵可叹。文章的后一部分则是叙述陈氏建楼、立石像的始末,使之与那些“子孙辄好分异”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又写出了其“虑岁久而后人或有变”的良苦用心。最后,叙述作者与陈氏世代交往的情谊以及遵命为之作楼记的缘由。以反诘句结束全文,则熔事、理、情于一炉,令人为之折服。
《方正学祠重修建记》前半部分以议论为主,融入叙事、抒情手法。这样,既使议论显得切实有据、有血有肉、毫不空泛,又使叙事的立意高远,境界开阔,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能够就理论事,并富有了哲理性。通过议论、叙事词句的安排,尤其是“也”“安知”“岂非”“哉”等语气词的分别运用,使全文显得感情澎湃、奔腾起伏,给人以正气凛然、可歌可泣的深刻感受。后半部分虽属叙事,却使前半部分的“贯天地而无终敝”的议论得到了落实,使“正学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人心之上通乎天地”的抒情得到确切得论证。两个段落之间前呼后应,如珠联璧合。结尾句“为记以待之”,则使期待之情油然而生,增添了让人回味无穷的魅力。
三、追求平淡、自然。姚鼐主张“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之间”。他所追求的“字句声”,是平淡、自然,认为“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如《万松桥记》写桥,全篇不到四百七十个字,就出现了十三个“桥”字。可见,这既是贯穿全篇的一条主线,又体现了作者对“字句声”的刻意追求。然而它的“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如嚼橄榄,其味颇为清新怡人。在《游故崇正书院记》中,姚鼐对崇正书院的描写,既给人以丰富的人文历史知识,又给人一种清新、自然、质朴的美感。
四、动静结合、远景和近景的合理搭配。姚鼐《游故崇正书院记》用笔洁净,勾画清晰。可见姚鼐以考证助文之境的底蕴深厚。对于饬修之后祠宇周围的景物描绘,更是精彩之至:由“前有竹轩”的近景,到“登览”“四望旷邈”的远景;由“窈然幽静”的静景,到“树隙大江横带,明灭其间”的动景;不仅由近及远,静中有动,而且景中有人,时而“可以忘暑”,时而可以“启窗西向”,时而可以“登览”“四望”,极富诗情画意。
综上所述,姚鼐的山水游记体散文,无论是写作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整体上代表了清代桐城派诸多作家的游记创作特。
在姚鼐的诸多散文中,被传诵的名文大都是山水游记,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
观披雪瀑记》、《游媚笔泉记》等。有的文章属于序跋文,但基本内容也是在叙写山水。
热爱大自然的山水景观是姚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为官仅十多年就退归了山水间,原因之一是对仕宦生涯的厌烦和惧怕,二是大自然的山水田园之乐对他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退归不久,他便表达了自己的游览山水之志:“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泰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左仲郛浮渡诗序》)中国古代文人的仕途总有着有进、退和入、出两条路。居庙堂之上,为“进”为“入”,处山林田园间,则为“退”为“出”。在此,姚鼐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思屏于江滨田间以自息”,欲逃避尘世的风险与烦扰,自觉地去贴近生活中的大自然,这无疑反映出了姚鼐的生活理想与审美趋向。
在乾隆三十九年,厌倦了仕宦生涯的姚鼐,辞官归乡之前,曾和好友朱子颍自京城去游览泰山。此次登泰山之后,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登泰山记》。在文中,他说:“余驽怯无状,又方以疾退,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在姚鼐心目中,官位越来越无可留恋,同时家乡江淮的山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这个宦海中的游子。他每每赞美家乡自然风光,称“夫黄、舒之间,天下,水
也”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江淮间山川雄异”(《 吴荀叔杉亭集序》)。在这篇《登泰山记》中,还记载他“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他们不顾“大风扬积雪击面”,“坐日观亭待日出”,由此足见姚鼐登山兴致之高。刚过除夕,他又跋涉百余里去长清游灵岩,此后又写出了《游灵岩记》。乾隆四十年,他归故里,当七月他与友人游桐城北山之双溪时,“大雨涨溪”,他与朋友不得不于墓舍“留之累日”,在《游双溪记》中,他曾感叹身世道:“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早匿于岩,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乐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
姚鼐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嘉靖五年(1800)、嘉庆十年(1805)至嘉庆二十年(1815),先后在江宁主讲钟山书院长达二十年,而故崇正书院附近的清凉山巅翠微亭,则是他在江宁时“每徘徊”之处。可以说,他对崇正书院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及风物景都很熟悉。《游故崇正书院记》一文,姚鼐写出了崇正书院的历史沿革,记载了从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孙权筑石头城以来,经过南唐到明清十五六个世纪的沧桑巨变。
姚鼐主讲于扬州、安庆、南京诸书院授徒著书之闲暇,登山渡水,乐而忘返。在扬州时,“往来江上,过北固、金、焦山,每与客登临,爱其山川雄秀而旷深”(《许春池学博五十寿序》)。嘉庆三年,姚鼐主讲江宁书院,这时的他已经是六十八岁高龄,他让其儿子陪同他游苏杭山水名胜。姚鼐过丹徒又访老友王文治,“君邀之涉江,风雨中登焦山东日升阁,临望沧海,邈然言蝉蜕万物元生之理”(《中宪大夫云南临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志铭并序》)。
姚鼐在孤独、失落与感伤的时候,深深感到自然山水“隐然与人之心相通”(《左仲郛浮渡诗序》),因此他对山水自然的描写总是非常生动、细致、形象、亲切,充满感情。他回忆往昔与朋友同游家乡之山水时,写道:“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其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呼,举酒更醉。”(《左仲郛浮渡诗序》)在《歙胡孝廉墓志铭序》中,姚鼐也曾写道:“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寺虽多颓毁,而空静幽邃,多古松柏。君携徒稍葺治,读书寺中,其意菁然。余昔主紫阳书院,去寺不十里,尝与往来;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厂圭,林道寒窈,到今绝可念也。”
姚鼐的山水游记体散文大多数都属于地学游记,这和姚鼐追求写实的风格主张密切相关,如《宁国府重修北楼记》一文,姚鼐强调对客观景物的描绘,要着眼于“其各有独绝之异境,非亲
览不知”。由此可见,姚鼐追求写实的风格主张。而《岘亭记》一文则描绘了钟山下岘亭的景及建亭人方公的情趣和政绩,并把它与后人为纪念西晋名臣羊祜而在襄阳岘山建立的岘山亭相比较。全文无论写景还是写人,皆着力于客观地写实,至于作者的主观情感,则完全融入写实之中了。
姚鼐认为,名山胜水的奇姿异态,都是“天地之文”,读此大“文”能涵养人之心志,增人智慧。这些“独绝之异境,非亲览不知”。他又说:“佳山水名绝著,为古今贤士君子所颂叹,四海之内可百余区。虽其所以称盛之故大体略同,而其间各负绝异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俪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览天地之至文,以养神明之用,是为智而已。”(《宁国府重修北楼记》)读姚鼐的诗文,注意到他“好乐山水”这一方面,对了解其生平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姚鼐钟情于山水自然,还明显地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这在其文章中多有反映。姚鼐曾著《庄子章义》,其间对《庄子》这本书有较多体会和感悟。他在此著作的序言中说:“《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游记散文
造物者游”。“天人自处”“与造物者游”便是抛弃名缰利锁,在生活得大自然中超越利害、生死,身心获得最大的自由,这是一种“大化”的境界。另外,姚鼐对庄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也是理解和赞同的,这也正是他“好乐山水”的思想根源的又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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